8．研制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闵桂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 东方红一号温控系统负责人）：卫星的热控系统很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总技术负责人钱骥找我，说热控系统能不能少耗电？因为卫星上的电量非常有限，主要是能保证《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供电需求。我当时就是负责热控系统的，于是接受了钱骥同志的建议，回去认真的论证分析，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星上各种仪器的废热，最后做到了星上热控系统的零耗电。
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技术负责人）：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钱学森先生最早提出第一颗卫星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赵九章同志进行了科学论证，钱骥同志进行了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这些老先生都去世了。还有一些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像张翰英、刘承熙等，他们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1 9 6 7 年毛主席批示军工系统成立18个院，于是建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同志调了过来，为了建立一个工程，需要各个专业的人，搞总体的、搞总装的、搞测试的、搞测控的、搞管理的等，组成了“十八勇士”。孙家栋作了一个比较大的决策，把一个比较复杂的、涉及面很大的卫星方案简化了。为了保证可靠，我们做了充分的地面试验，保证一次成功，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当时，提出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音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问题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万一火箭不能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唱着《东方红》乐音掉到大海里去，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因此，做这件事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另外一件让我受到教育的事情：卫星在技术阵地测试完之后，是平放着的，其中蓄电池的电解液立着放是不漏的，平着放则是要漏的。最初做过试验，能够保证电解液4天不漏，可哪知到了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后，还要等政治局讨论。我怕蓄电池不行了，向总理说只做了4天试验，没有让蓄电池生产单位做更长时间的试验。周总理批评道：你们搞总体的人就要象货郎担子、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部件的研制单位把你们的要求告诉人家，人家不就给你做试验了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终生难忘。
潘厚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 1965年10月20日－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 5 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这次会议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四机部等十几个大单位及下属有关院所，共1 2 0人参会，我们总体组的3人也都去了。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计算、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何正华、胡其正和我（潘厚任）合住在一个套间内。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时任卫星本体组负责人的钱骥来到我们房间，说马上要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来不及回家换衣服，还给我们看，罩衣里面穿的薄棉衣棉花都露出来了，问我们有没有毛衣借他用一下。当时我正好有一件毛衣挂在衣柜里。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件毛衣还是在研究室里抓阄抓到毛衣票，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买的出口苏联不成转内销的“高级品”。没想到有幸为钱骥同志救了急。第二天一早，钱骥同志来还毛衣，说：“昨晚临时去向总理汇报，因没有充分准备，很是紧张。在汇报前总理拿了名单认人。见到我时，总理一语双关地说，你也姓钱啊，看来我们搞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都离不开‘钱’啊。”钱骥又说：“总理这么一说，逗得大家大笑，我也就不紧张了。”
责编：贾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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