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费欠缺导致了负责购买服务的部门无力支付费用，专业人才不足，对儿童福利无法保障。“在云南，关于儿童工作的专业培训人员和社工人员都十分紧缺，部分社团和公益组织跟我们联系，主动提出提供服务，但民政部门告诉我们，并没有资金以供购买这类服务。”云南省妇联副主席马迎春说。
贵州省教育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无法支持乡村基层教师的培训、管理，教师的工作量大压力也大，不少人长期住在学校管理学生，却无法获得加班费用。留守儿童问题使寄宿制学校的需求越来越大，相比于非寄宿制学校，办学成本大大增加，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
“现在很多省份在逐渐关注也在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是城乡二元发展造成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出台政策和建立制度都很慢。”童小军认为，各省份首先应当将目前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方便中央在此基础上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的解决方案。目前的宣传性政策应当转变为执行性政策，在法律、政策、条例、意见、通知等形式上形成保护留守儿童的完整体系，有专项的经费支持、专业的公众教育、专门的人员配备，纳入干部考核，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
劳动力流入地：需通过顶层设计形成资源共享和互补互助
留守带来的矛盾已如此尖锐，那么父母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成巧云曾在云南昭通等地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过田野调查，她对人民网记者介绍了她调查的结果：从主观原因上看，有些父母的确缺乏家庭责任意识，也因工作繁忙等原因不愿把孩子带在身边照顾；从客观原因上看，劳动力流入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接受程度不够，入学、居住等政策把这些人变成了大城市的“边缘人”、“陌生人”。
“户籍政策带来的教育受限是打工父母反映最多的问题。”成巧云说。
从入学来看，目前全国各地对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都有严格规定，这些标准不一、手续繁杂的政策限制，从居住证、社保缴纳、务工时限等问题上拦住了无数随迁子女的入学之路，不少家长不得不将孩子送回原籍入学。以北京为例，2014年春季学期起，各区县的“外地”学童递交小学入学申请，在以往的“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及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条件证明）上添上了更多细节。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去年之前。有些区县还对父母双方的社保缴纳方式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如通州区明文规定需“在我区”工作并缴纳社保。
从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看，不少就地入学的随迁子女，只能进入教学环境和条件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我们曾经了解过，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在外地所受教育的质量还不如在家乡。”安徽省太湖县教育局官员对记者不无自豪地表示，尽管太湖县的留守儿童总数达19282人，占在校学生总数48%，但太湖县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比很多随迁地的打工子弟学校好得多”，安徽省示范高中太湖中学的优秀学生中，也有很多在小学或初中时期“留守”过。
责编：朱惠悦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