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记者在发布会上压轴提问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今年换人了,63岁的王国庆接替吕新华坐在发布会的主席台上。
这位全国政协外事委副主任,曾担任国新办副主任13年。当年力推在全国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而今自己也被推到了发布台前。
全国“两会”前夕,王国庆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当过记者、主持过媒体工作、在国新办任职、担任新闻学院院长,王国庆说:“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记者。”
收集1400多个问题备战“首秀”
北青报:您作为“业内人士”,对新闻发布工作已经非常熟悉了。您觉得在政协大会上做新闻发布和一般的发布会有什么不同?
王国庆: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政议政平台,从9个专委会和34个界别的名称就让人觉得政协囊括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会的新闻发布会的话题应该是包罗万象,而国务院部委办有具体的分管领域或工作,新闻发布的内容指向也会相对集中,这或许是政协大会新闻发布与一般发布会的不同之处吧!另一方面,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不是决策部门,作为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怎么把政协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新闻发布让大家知道,让媒体重视,让老百姓关注,这是挑战!
北青报:我最早在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媒体记者座谈会上见过您,后来又参加过您专门召开的媒体茶叙。除了这些,能介绍下您为发布会还做了什么准备吗?
王国庆:全国政协的“两会”新闻组在大会前和媒体记者座谈是惯例了,这个形式很好,新闻发言人是为媒体服务的,既然服务就要了解大家的需要,听听记者们的“呼声”,我把这种座谈会称作“供需对接”,这对我有针对性地做好发布会准备很有帮助。我们也和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座谈,了解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算下来我们总共收集了1400多个问题。通过梳理尽量把我们想讲的、媒体关注的、公众关心的三个点结合起来,尽量利用好发布会这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尽可能地提供更多信息。
北青报:1400多个问题,这么多需要准备,您会不会太累?感觉压力太大?
王国庆:累是肯定的。我现在包里A4纸的材料有这么厚一摞(用手指比画了一个10厘米左右的高度),密密麻麻的,都是可能提及问题的相关情况介绍。虽然不可能全用上,但是我都得看,如果脑子里不留痕迹,万一这些问题被问到,一脸茫然肯定不行。全国政协的新闻发布会是“两会”的“开场锣鼓”,不敢有半点马虎啊!
压力大 但顺其自然、尽力而为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前几位发言人?他们是否给你造成了压力?您说过新闻虽然是您的老本行,但现在有了新情况,这个指的是什么?
王国庆:让我评价不合适,但想说的是他们都很优秀,我很尊敬他们。赵启正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对他担任发言人的评价大家是异口同声的肯定。吕新华同志这3年也做得很出色,如果不是因为领导同志说他的眼睛患病的原因,我是不会把这项任务接下来的。接这项任务,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所以压力很大。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吧。
新情况那就是从国新办工作到担任大会发言人,从比较窄的领域到了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了。再加上我一直是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现在把自己推到一线了。
北青报:您觉得您的发布会是个什么样的风格?您第一次坐在台前,会不会担心出现一些问题在预料之外无法回答的尴尬场面?
王国庆:尴尬场面嘛,我想即使真的遇到无言以对的问题,我会非常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在发布会上将是个什么样的风格?还是那句话,尽力把事情做好,顺其自然,不装腔作势、不拿架子,放松就可以了。风格就是自然的吧,就像现在你我谈话一样,只是到时我对面的人多一些而已。
希望大家能允许发言人说错话
北青报:我看到您2007年谈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瞒报的情况,表示“从媒体、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分析,善意的谎言对政府形象损害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便到今天,很多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依然不充分,态度不够真诚,新闻发言人照本宣科,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王国庆: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正在全力推进,现在制度有了,发言人有了,可是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现象仍然存在。去年我提交的提案,题目就是《关于全面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核心其实是媒介素养问题,现在我们不少同志不懂媒体,更不知道如何用媒体。
让新闻发言人愿讲、敢讲、会讲,首先要进一步创造让他们必须“讲话”的硬性条件,比如在选配发言人时要把媒介素养作为基本条件,再比如把新闻发言人跟媒体打交道的成效和新闻发布工作的成效纳入年度业绩考核,其次是要加强培训,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水平。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会讲了,他就不怕了。还有就是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就算发言人错了,领导也应包容一下,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差错,提醒一下,下次注意就是了。同时也呼吁媒体能营造一个宽松的媒体舆论环境,尤其是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也要宽松一些。环境宽松了,新闻发言人的发挥也会更好些,“动作”也不容易变形,让他们更好地起到政府与媒体、公众沟通的桥梁作用。
记者问题可以尖锐 但不要极端
北青报:现在我们的发布会有个特点,就是敏感尖锐的问题,都是由外媒提出来的,而国内媒体的问题都是非常温和的,您怎么看?
王国庆:记者提问没有棱角,不切中问题的要害,我是不太赞成的。记者提问,问题可以尖锐,但不要极端,尖锐但不出格,这个“度”记者要把握好,这是提问的水平问题。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的中国记者的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有些发言人会觉得记者提问就是找麻烦,跟自己过不去。我在和一些同志交流时告诉他们,记者提问不是“挑衅”而是挑战,如果你有两三次被记者逼得走投无路,逼到墙角,最后又能成功解围,水平很快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新闻发言人的发挥和记者的提问是相辅相成的。好的提问可能激发他的思路,可以回答得很好。
外媒问我要电话号码我也会给他们
北青报:我看您毫不犹豫地把个人电话号码公布给媒体,很少有人会这么做,您不担心有人会“骚扰”您吗?
王国庆:我想过,但这或许不必太担心。一是我已经不在行政领导岗位上,不那么敏感了。二就是政协大会闭幕后,我这个发言人就“卸任”了。还有就是我想大家都挺忙的,不会没事儿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我非常坦率,相信别人也不会找我麻烦的,即使真有麻烦了也简单,换个电话号码不就完了嘛。
外媒记者问我要电话我一般也给,但我也叮嘱一句,有的时候我的电话不太容易打通!他们都明白的,有事儿会找我秘书。
北青报:担任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家里人怎么看?
王国庆:家里面担心我太累,但最终还是很支持。原来我小孙子上学每天早上我送一送,现在也不让我送了。
这么多角色 我还是喜欢当记者
北青报: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留学、当记者、主持媒体工作,后来又到国新办,包括您还担任重庆新闻学院院长,现在做大会发言人,这么多角色,您比较喜欢哪一个?
王国庆:其实我人生经历真的不丰富,我一直说,我几十年就做了一件事——对外宣传。充当不同角色,其中最喜欢的还是当记者,特别是驻外记者。1992年我被国际广播电台派往美国华盛顿,在那里常驻了两年多。虽然那时是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克林顿刚上台,我们想采访个部长都很难联系到,但我还是觉得那段经历非常难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美国驻站的2年多时间里,我采写的稿子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全得了,所以那两年时间还是很有收获的。
本版文/本报记者 周宇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除署名外)
观察
“我给自己的表现打60分”
参会记者人数明显多于往年
昨天下午召开的政协发布会是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王国庆的首次亮相,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下午3点才开始的发布会,1点20分时,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现场已有至少50名记者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排队等候。有央视等电视媒体采访排队记者对发布会的期待时,大都表示关注新发言人的现场表现。到2点可以安检入场时,等候的记者已经排出100米左右。另有很多开车前往的记者因时间未到不能进入停车,围着广场绕圈等着排队入场。
和本届政协前三次会议的首场发布会一样,此次的新闻发布会选在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发布厅,但是参加的记者人数明显多于往年,整个发布厅不仅座无虚席,两侧站着的摄影摄像记者也非常拥挤,在中区两侧的通道内也全是记者,并为了不妨碍直播,只能蹲着听会,第一排椅子前到主席台中间的地上还坐了两排记者。
答问环节首次从交传改为同传
发布会在下午3点准时开始。今年发布会的答问环节首次从交传改为同传,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多回答些问题。“自拍杆”已经是上会记者的“标配”,除了架着手机这种基本配置,还有架着“GoPro”(一款小型可携带固定式防水防震相机)进行视频拍摄的。北青报记者看到最多的一个“自拍杆”上不同角度的“GoPro”捆了三四个。很多轻便支架立在各个座位中间,伸得很高,导致发布会开始前,现场负责央视直播的一位女士不停地要求大家放下支架且不可以站起拍照,以免影响直播效果,甚至在王国庆已经入场时喊了最后一遍前排不要支架,不要站起拍照。
本报获得记者会压轴提问
会中有一位尼日利亚的记者获得了提问机会,因为他没有位置站在旁边,当主持人点到他时还有些不可思议,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失业”和“二孩”的问题。会后,这位黑人记者也成了采访对象。
当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秋俭表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时,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媒体开始竭力为自己争取最后的机会,有的大声喊出自己媒体的名字,有的直接把问题写在纸条上,直接递到全国政协新闻局局长张敬安的桌子上,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就递上去了三四个纸条。最终,本报记者获得了压轴提问机会。
新闻发布会历时75分钟左右结束,结束后媒体围在主席台前问王国庆给自己刚刚的表现打多少分。他笑笑后不假思索地表示:“60分,刚刚及格。”王国庆表示,自己准备了好多话题没有时间讲了,如果再讲,就又是一场发布会了。
(原标题:王国庆:记者提问不是挑衅而是挑战)
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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