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落马高官含25名博士39名硕士(图)

2015-09-23 08:50:46来源:青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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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那一年,周永康已经从技术员变成了辽河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长,令计划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办公室;等到90年代初,他们平均都至少是一名副处级别的干部时,官员在职教育也迎来了高峰期——虽然那5个研究生,后来都没参加过在职教育。

  落马官员的在职教育

  落马官员学历之本科生

  落马官员学历之专科生

  自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达到120人。翻开他们的简历,落马的官员是一个学历高得可怕的群体。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生人口比例为3.9‰。官员的研究生比例为79%,相差超200倍。落马的81位省部级老虎(军队中除徐才厚和郭伯雄,其他因资料不详,未统计)里有25位博士,39位研究生。

  这样高的学历,究竟是虚有其表,还是真才实学?他们的学历就像一面棱镜,映射出时代的印记。

  九派新闻

  发轫之始

  江南地区有个习俗,将小孩子第一次上学,称之为发轫,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他们最开始学习的地方。

  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平均年龄59岁,差不多都出生在1955年前后,新中国此刻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徐建一(原中国一汽集团董事长)的名字“就是建设一汽”的缩写。令家的5个孩子更是分别取名为“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

  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今天依然是四五线的小县城,令氏一家的老家在山西省平陆,那里现在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1963年,中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原产油达到648万吨。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基本自给”,中国石油产业正在大力发展。

  周永康出生的比较早,1963年的他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念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习关于石油的知识。他所学的专业,在当时看来,是名副其实的“王牌专业”。

  此时,令计划还在家乡读小学,他的语文作文从小就写的很好。

  不久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十年动荡的文革,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很多大学停止招生,全国上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工人和知青成了最普遍的选择,这批落马的官员里——有17名官员都是工人出身,13名官员都有过做知青的经历。

  1968年的7月22日,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上写:“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大学要办。”。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工农兵大学生走上了历史舞台。80名官员中,产生了10名幸运儿,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8个人的专业也都属于理工方向。

  所以,在7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当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令计划已经当了3年的印刷厂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十七八元的工资。

  回头再看周永康,那时候,他已经做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的一名技术员。

  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还在各自的河道上流淌。

  天之骄子

  文革结束后,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从当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高考”让他们很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从城市到农村,农民、知青、工人,各色人群都在备战高考,例如李崇禧(原政协副主席),78年参加高考时,还是四川省制药厂的一名工人。

  现在,人们通常称77-79级的大学生为“新三届”。

  那三年全国共有1648万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94.7万人,录取率仅为5.7%。“新三届”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学历的含金量非常高,以致于人们称当时的大学生叫“天之骄子”。

  那时候,落马的高官平均年龄23岁,大部分都已经参加了工作,有35人都在文革后参加了本科的考试——其中有20人还属于“新三届”。

  他们考取的学校相当有名气——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纷纷在列——从录取学校看,重本率达到了77.3%。而2008年的衡水中学,重本率也只有70.84%。万庆良属于没读上重点的少数派,在媒体的过往报道中,万庆良还做过复读生,可惜填报志愿失误,于是和重点大学失之交臂。

  还有17名官员,选择了读专科性质的学校。专科学校在当时一样很难考。在80年代能考上专科院校,往往意味着可以分配工作。令计划的老乡陈川平就考上了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太原钢铁公司机械厂,做了一名工人——从那里开始了他后来的仕途之路。

  无论是读专科还是读本科,他们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都面临着专业的抉择。

  80年代的中国,虽然恢复了高等教育,却仍然延续了苏联模式。重点的学科集中在了理工类的专业。所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结果考上本科的58名大学生,有29人都选择读理科类型的专业:从机电工程到地下采煤,官员们都选择做了理工男,占据了半壁江山。待他们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铁饭碗。

  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是稀缺品,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82年:

  那一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

  那一年,周永康已经从技术员变成了辽河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长,令计划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办公室;

  那一年,李崇禧刚刚毕业成为四川省纪委二室的一名干事;李春城成了哈工大的研究生;

  那一年,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落马的官员,大多数还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交汇口就在前方。

  狂飙突进

  事实证明,在职教育是提高官员学历的第一生产力。

  随着大学毕业,官员们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单位,开始自己的仕途。90年代以前,他们的学历大多也停留在了本科,只有5个人读到了研究生。他们需要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七八年才会等到升迁的机会,参加在职教育的官员相当少。

  等到90年代初,他们平均都至少是一名副处级别的干部时,官员在职教育也迎来了高峰期——虽然那5个研究生,后来都没参加过在职教育。

  所谓在职教育,便是已工作之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学习。有58名官员都有过在职教育的经历。所读学校,重本率高达56.8%。

  同时,党校也成了为了提升学历的重要的选择。有13名官员的研究生学历都自来于党校,其中9所都是中央党校。

  于是,我们看到:工作了已有十年的陈铁新(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一边做沈阳市政府驻欧洲代表处总代表,一边在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习;童名谦(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作为共青团湖南省的宣传部长,还要在湖南大学学习管理工程专业。

  两年之后,二人都有增添了一名特殊的“学弟”,陈铁新的那名学弟叫苏荣,童名谦的学弟则叫令计划。

  1996年,官员们的平均年龄41.1岁,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在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上,要求,地(厅)、司(局)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同年,景春华(原河北省委常委)已经开始他的第4次在职教育,他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期开展狂飙突进的德国,在5年的时间里,3所不同的大学中,完成了自己本科与研究生的全部学历课程。

  接着,我们稍稍把目光转到远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胜利油田,那里石油勘探会战成绩斐然,多名官员都得到了晋升,周永康便是其中之一,他已经擢升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

  回到他们的在职教育上,官员们进修的专业,也发生颠覆性变化:理工类专业的人数比例从原来的52.8下降到7.6%,文科类的比例则由36.8%上升到了76.9%。理工男不再吃香,经济管理专业成为了官员们在职教育的“香饽饽”。

  几年之后,官员们的学历焕然一新。18名专科出身的官员,16名学历都提升到了研究生;53名本科出生的官员,39人学历都升到了研究生。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称“在职官员纷纷读‘在职研究生’,是学历追求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

  金玉其外

  九派新闻记者注意到,还有一部分官员,学历还想更上一层楼。

  2000年是千禧年,周永康并没有去接受在职教育的学习,他已经做了2年的四川省委书记。

  这年8月,北京获得申奥资格,普天同庆。远在四川的周永康则力排众议,提拔任用了同样只有本科学历的李崇禧,做了四川省的省委秘书长,同时李春城虽然和领导不和,却获得周永康的青睐,当了四川泸州市委书记。

  落马的80位省部级官员,超四分之一的官员也在2000年前后开始了博士的攻读,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可以获得不止一个博士学位:例如周本顺(原河北省委书记),他在湖南大学获得了管理学博士,仅时隔2年,又在武汉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

  如今,现在依旧可以在知网上看到落马官员的博士论文。2010年,金道铭(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研究》。论文摘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同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被称为“博士工厂”。

  很多官员,后来也成为诸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甚至是博导。像何家成,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他的第一学历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那里被誉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后来他成为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

  武长顺则属于比较夸张的类型,第一学历不详,却最后在18所高校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然而,他们的学历的光环,在这不久之后,就伴随落马而褪去——

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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