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 日前，“反腐败的刑事法治保障”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教授提出，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制度过于繁杂，为有效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制度应当从严从简。
戴玉忠教授说，建国至今，为应对复杂的贿赂犯罪，我国的贿赂犯罪刑法制度，多次进行调整修改，是刑法分则中各类犯罪制度调整变化次数最多、最频繁的一类犯罪。
1952年颁布实施的《惩治贪污条例》，把贿赂犯罪作为贪污罪来规定；1979年刑法典第一次把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设定为独立的刑法罪名；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受贿罪法定最高刑从有期徒刑十五年上升为死刑。
随后在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中，立法明确规定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个人受贿数额两千元以上、或不满两千元情节较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数额1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995年制定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和1997年修订刑法典，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规定为独立罪名，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戴玉忠说，从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到最近的刑法修正案（九），每次修订刑法都对贿赂犯罪进行修改补充。
最近发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1997年刑法典第383条规定的贪污受贿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分别修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抽象的数量标准，并增加了“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可单独入罪量刑的规定。
戴玉忠表示，我国贿赂犯罪刑法制度变化得太频繁，规定太复杂，相关罪名也太多，很难掌握。法作为行为规范，首先是要让人们遵守。要让大多数公职人员能够掌握贿赂犯罪的规定，且能认真遵守，应当从严从简规范贿赂犯罪。
有的国家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本人或通过他人，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或收受其他财产性利益，违者以受贿论。
法贵简明，简单明了，既有利于遵守，也有利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戴玉忠认为，现在立法不明示数额具体标准，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来表述，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解释性规定。
按照《立法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审判工作中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到底多大数额为“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应当依法作出解释性规定。
戴玉忠表示，过去的司法解释在规定有关罪名的具体数额标准时，常常规定从多少到多少为起刑点，即规定一个幅度，各省可以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制定本地的具体标准。
对受贿罪的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作司法解释时，是否也有必要分别规定一个幅度？如果新标准比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数额高，可能不符合惩治贿赂犯罪从严的要求。（记者 汪红）
责编：侯兴川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