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象环生的首次亚非会议

　　在这以前，周恩来曾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从3月开始，陆续侦察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4月9日，周恩来在确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香港启德机场进行破坏活动后，指示外交部立即将有关情报通知英国方面。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特务张祖顺，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原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是个热衷于吃喝嫖赌抽的“烂仔”。

　　1955年3月27日到31日，此次谋杀指挥者之一、国民党特务金建夫化名 “吴”姓，多次找周驹闲聊，摸清了他的个性、嗜好、人品，及在机场的工作情况。3月31日，金建夫再次找到周驹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否愿意。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虽说他是个“烂仔”，但此事的分量他还是清楚的，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见此情形，金建夫对周驹软硬兼施，说：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的行动，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许诺事成之后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且可去台湾定居。60万港币，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最后终于答应了下来。

　　4月11日，周驹将一颗茶杯大小的定时炸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他趁打扫飞机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置在飞机右轮舱的引擎部位。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抵达机场，顺利登机。13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可是，大家谁也没想到，悲剧即将发生。18时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由于周恩来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毫无惧色。4月12日凌晨，他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中国代表团又向印度再租用一架飞机，尝试从昆明经缅甸飞印尼。这架飞机的性能比“克什米尔公主号”差得多，经过的航线过去又没有走过，能否通航并没有把握，经过试航才决定代表团成员改乘这架飞机前往。

　　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第二天，他同吴努和途经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举行了非正式的六国会谈，对怎样开好亚非会议交换了意见。15日深夜，出于安全考虑，飞机提前在当夜起飞。这架飞机的性能并不很好，速度不快，飞得也不高，途中恰好遇到雷雨难以避开，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16日傍晚，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到达亚非会议开会的地点印度尼西亚万隆。

　　就在中国代表团到达万隆的前一天（4月16日），一个署名“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人给中国驻印尼使馆写信，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阴谋。他在信中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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