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月９日电（记者 于嘉 刘金辉 白旭 房宁）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２０１４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是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史上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１２月１５日，１８年前被控强奸和杀人并被执行死刑的１８岁青年呼格吉勒图，被改判无罪。随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调查组，对造成这起错案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调查。
“谁在哪个环节办了什么错案，自己应该站出来负责，要承担自己的错误。”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说。她和丈夫为讨回儿子的清白耗费了９年时间。
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艾国平说：“这是中国错案、冤案平反后一次高调、高效追责，体现了中国司法界愈加严格执行纠错倒查的决心。”
在北京燕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辉看来，近年来司法环境相对好了很多。“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启动了追责程序，尽管有些追责并不彻底，但已经有了进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将被追责，这对防止冤假错案有很大帮助。”他说。
刘辉认为，也有不少冤案是在民间、律师、媒体的压力下才予以纠正。“公检法系统内部主动纠正的极少，而且追责不彻底，有的处理是内部处理、纪律处理，没走法律程序，有的甚至因当事人退休或转行了，追责不了了之。”
同时，呼格吉勒图案还引起人们对刑讯逼供的猜测。目前，调查结果尚未公布，呼格吉勒图亦无可能亲述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去年早些时候，从死罪改判无罪的念斌曾表示，自己被严刑逼供过。
“自古以来，刑讯逼供就是造成各种冤案的重要原因。”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在称赞法治进步的同时，人们也为受冤者的遭遇感到痛心。即便对那些还活着的人，一次错判也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
２０１０年５月９日，已服刑１１年的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因为几天前，“被害人”突然返回家中。事后，赵作海获得６５万元的国家赔偿。
然而，他并未从此过上好日子。
为了这些钱，赵作海家里的亲戚闹得反目，使他无家可归。他试图做生意，却因入狱多年、与社会脱节，几次尝试都血本无归。
因此，法律界人士希望，这些昭雪的冤案能够给公安、司法机关以警示，不要让悲剧重演。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检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员说，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宣判在司法界影响很大。事后，检察系统专门开会强调，提审犯罪嫌疑人时要注意程序的正当性。“比如，每次笔录都一定要有录音录像，而且不能超时。”她说。
也有人坦言，目前公检法系统的“人治”因素仍然存在。
“处于一线的办案人员仍不得不按照领导的意思办，即使办错，也得听命于上级。”某地公安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有专家表示，中共治国理政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执政规律认识过程。而去除一些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人治思维”和“特权观念”，还需假以时日。
但这并不妨碍２０１４年的法治进步带给民众的鼓舞和期待。
呼格吉勒图被宣告无罪的当天，尚爱云和张焕枝通了电话。张的儿子聂树斌于１９９５年因涉嫌强奸和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时年２１岁。
与呼格吉勒图一案相似的是，２００５年，另一名嫌疑人供称自己才是真凶。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
尚爱云说，她从儿子的平反中看到了希望。“要坚持、坚持、坚持！”她对张焕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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