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
推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干？
■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在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 设立外部性指标调整经济发展指挥棒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可以说，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根本。那么，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三种提高方式，每一种方式的可持续性都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第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替代人必然发生。但是，这种替代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操控机器的要求，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则得不偿失。当机器增加时，投入的资本回报率会下降。所以，不能无限制地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人力资本的改善。操作工人素质的提升以及工程师比重的提高，是较少数量的劳动者操作更多机器设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缺乏具备更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创造力更高的劳动者，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人力资本这个指标并非可以加把劲就得以提高的东西。所谓“百年树人”，经验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析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和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流动，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过去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这方面仍然还有潜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城镇化过程中潜在和实际存在着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往往会在具有很强就业能力时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会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工资性就业回归到自我雇佣、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这种“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性流动，挖掘人口潜力以释放红利，切实保持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生产率存在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提升的企业，就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至50%。对于我国来说，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创造一个能进能退、能生能死的政策环境，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评价经济增长成效，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了，那指挥棒应该怎样来调整呢？我觉得，可以围绕外部性因素来设定指标。从正外部性来看，可以用改革的相关指标，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等；从负外部性来看，则可以采用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水平、环保指标、减贫指标等在内的相关指标，以此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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