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全面从严治党都不仅为管党治党明确了方向、划定了红线,而且始终寓发展性内涵于约束性要求之中,为以党的建设为基,不断将中国之制优势转化为中国之治实绩提供了不竭动力。因此,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始于约束、指向发展”的内涵,也构成了阐释其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定位的题中应有之义。
追根溯源,革命性地改造世界是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人首先要“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从而“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这就意味着,自我革命这一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一开始便已内化于共产党对其成员的必然要求当中。正是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才能持续扩大改造世界的范围,壮大参与改造世界的队伍,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条件。
基于对这一原理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坚持创业共同体要求与价值共同体原则间的有机统一,坚持以组织与制度为保证,培育增强党员党性。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筚路蓝缕中开创辉煌,成功应对了保持党员数量增加与党的力量增长间正相关性的挑战。既在于其拥有作为自我革命典范、赢得“公者千古”赞誉的坚强领导核心;也在于其以自我革命为标准,不断筛选出能够经受各种考验、堪当中流砥柱重任的真正革命者群体;更在于其以学习教育与党内民主唤醒党员主体性为前提,建成并维系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的体系。
从对黄克功案件到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严肃处理,再到新时代坚定不移地“打虎”“拍蝇”“猎狐”,中国共产党一直明确宣示着,管党治党中“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以正风肃纪为前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走好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从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与之相对,同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教训,很大程度上也恰始于其放松了对看似微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贪腐现象的约束。这些“权为己所用”问题的积累,不仅使党员干部失去了对法纪的敬畏,严重削弱了其治国理政的动力与能力,还侵蚀着人民与党同甘共苦的信任根基。以史为鉴,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保持自我革命自觉与能力的党,才能同时赢得民心与创造政绩,才能真正回答好“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的问题。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风险”。相应的,使党员干部感到“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与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意识与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之间,就更鲜明地体现为党的建设中一体两面的关系。
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员干部遭到“围猎”的风险随之增加,由此也提出了筑牢政商关系间“防火墙”、防范公共权力机关“企业化”的更高要求。强化这样的约束机制,非但不会“压缩了市场资源配置次优解的作用空间”,也不会抑制干部积极作为的积极性,反而会为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创造健康、公平、开放的环境,并鼓励党员干部在遵纪守法的框架内更充分地激发出干正事、创大业的潜力。
同时,这也是因为要使改革始终处于进行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通过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约束机制来为改革定向领航。一方面,为了给出“为谁改革”“为何改革”“靠谁改革”“如何改优”的正确答案,我们需要着力解决改革过程中的权力寻租问题,持续健全改革的阶段性总结与纠错机制,明确改革中“改”与“不改”的边界,不断校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伴随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无人区,为了更准确地总结改革经验、把握改革规律、找到改革痛点,我们也需要杜绝假改革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弊端,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与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既克服“改革恐惧症”,也防范“改革依赖症”,进而以明确“何不当为”的红线为前提,在应当努力作为的方向上认真思考、踏实解题。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不能把革命和执政截然分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保持与治国理政能力的持续提升始终紧密关联,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自我革命的自觉与能力,恰是其不可或缺的枢纽,是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理解和践行这一寓激活发展之力于约束之制中的规律,既能使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赶考的清醒坚定,在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道路上取得伟大成绩;也能为突破西方模式下以竞争制衡应对腐败却招致治理衰败的困局,进而贯通廉政与善治间的内在关联贡献出更多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 林 毅)
责编:张靖雯、侯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