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主持建设三代互联网，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网络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深耕底层技术四十余年，在国际互联网界争夺中国话语权。《面对面》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互联网专家吴建平。
11月3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乌镇峰会开幕式上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获“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由他牵头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正在运行。
FITI就像一条为测试未来互联网技术而修建的“试验高速路”。2023年，吴建平团队在这张试验网上，开通了全球首条1.2T超高速下一代互联网主干通路，传输速度达到每秒1200G，在1秒钟内即可完成150部高清电影的传输。但它改变的不只是终端下载速度，更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数据的传输能力。
记者：这就算是在国际上超越了。
吴建平：这个试验床有1.2T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试验床有1.2T的线路，3000公里。
记者：在实际的生活中，还有整个应用中，它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什么样的？
吴建平：它就是标志性的科技进步，所有的科技进步不是说马上就能挣钱，马上就能变现，但是它是一个高度，以后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高度来设计了，是一个追求，也是个高度。
从早期的“K”，到后来的“G”，再到如今的“T”，网络传输速度每一次数量级的跨越，都对应着吴建平主持建设的一代互联网。
从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主干网CERNET，到全球最大的纯IPv6下一代互联网，再到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三十余年间，吴建平的工作围绕着三代网展开。在现场的监测大屏上，他向我们展示了网络发展背后的另一重现实。
吴建平：这是僵尸网络的分布状态。也是整个教育网上，实际上是有些国外在我们这里做了一些僵尸网络。其实在整个互联网世界也是很多这样的。
今天，互联网早已如同水和空气一般融入人类社会。从日常通信、购物娱乐、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社会的正常运转基本都建立在网络之上。面对高频次的网络攻击，以及近年来利用AI技术探测并利用系统漏洞实施攻击等新型威胁，从事互联网研究四十余年的吴建平，如今考虑最多的就是网络安全。在他看来，安全并非独立于网络技术之外的附加题。
吴建平：安全技术是这些技术的孪生兄弟，相生相伴的。而不是说你先不要管安全，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再去管安全，它一定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你考虑不到安全问题，一定以后要找你算账。现在很多网上挖漏洞，最近大模型可以挖漏洞，挖漏洞是什么呢？都是以前的问题。如果以前在设计系统的时候你想到，你就不会让这个漏洞产生，或者尽量少地让它产生。
记者：但您担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吴建平：当然担心了，这些安全问题是可以被对抗的另外一方拿来做武器的。
记者：以前你看防护安全的话，人对人，现在有可能是AI对AI。
吴建平：那也没关系，背后还是人，千万不要被迷惑了，以为AI就是自己在那可以独立存在，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没有人它啥都干不了。
记者：那您就是面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乱象。
吴建平：就是要认真对待，还要从系统本身的技术入手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从底层技术入手解决网络核心问题，这条主线贯穿吴建平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也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三十余年的发展崛起。
1969年，现代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在美国投入使用。这一年，16岁的吴建平来到山西太岳山深处的一家三线电子设备厂，成为一名模具钳工，那时的他还没有听说过计算机。1973年，当了四年钳工的吴建平进入清华大学，被分配到电子计算机专业。
从零学起的吴建平，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国产小型计算机的研制。1977年他毕业留校任教，将研究方向确定为计算机网络，成为国内最早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当时，美欧等国的计算机网络已进入快速发展期，阿帕网在1983年正式采用TCP/IP协议，现代互联网雏形基本形成。而同时期的中国，面对的是西方国家对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产品的禁运。吴建平与团队手里只有零星的国外技术资料。
记者：没有产品，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怎么推呢？
吴建平：自己做。学了原理以后，自己想出来它的每一个设备应该是什么样的原理，没有集成电路的，买小规模集成电路的一些计算机来搭建网络节点。买了三台单板机，当时是比较简单的计算机，加上网络协议软件，让它能够工作起来。是从无到有，协议什么都要自己设计，一行一行代码都要自己编写。
依靠这三台单板机，1984年，吴建平与团队搭起了国内最早的局域网实验系统。当时国内科研人员接触和研究的，主要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OSI模型。1987年，吴建平公派赴加拿大进修。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采用TCP/IP协议的另一条技术路线。
记者：那时候你在海外对互联网有新的认知吗？
吴建平：有，这个和我们搞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路线，技术上完全不同的路线，区别非常大。其实最后的胜利就是TCP/IP取得胜利，原来那个我们叫OSI的协议，它最后败下阵来。在国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就是要下决心回来，要推动国际互联网这套TCP/IP也要在中国要落地，要生长。
回国后，吴建平主持清华大学校园网建设，将TCP/IP协议引入其中，并在1992年底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校园网。很快，这项新技术迎来了一次实战考验。1993年，北京筹建商品交易所，急需一套全新的期货交易网络系统，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吴建平团队决定用TCP/IP技术试一试。
记者：当时做这个任务，给你们有没有一些限制或者是约束？
吴建平：那个约束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时间固定了，100天必须完成，不光建成这个系统，还要把上面的软件什么都调通，能够开始做交易，100天。
记者：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当时的工作状态什么样？
吴建平：有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做设计。
记者：不能引用国外的技术吗？
吴建平：引用不进来，首先在中国交易系统里面第一套TCP/IP网络，用的是UNIX操作系统。好几个第一都是中国第一，别人不敢尝试，我们尝试。
记者：从某种角度上，那时候可能也是要争那口气，必须要把它完成。
吴建平：对，一帮年轻人就是要争这口气。而且学校非常支持。我记得我们在别的地方找了一个招待所，关起来送饭，定时吃饭，吃完饭就干活，干完活困了就睡觉去。一直到做出来，转移到交易现场。
这套在100天内建成的系统，首次在国内大型商业交易中验证了TCP/IP网络的可靠性。1994年，国家启动建设我国第一个全国性互联网主干网CERNET，吴建平受命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主持网络建设。但要把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从图纸变成现实，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吴建平：那就是从无到有，没有看到现成的，当初有一个外国公司找到我们国家的教育部，说你们中国做不出来这个网，他说我们帮你做出来，不要你掏一分钱，所有的设备提供给你，但是要占一半的股份，就是一半的话语权。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
吴建平：意味着以后再深入、再发展，这个基础恐怕你就不一定能拿到。我们态度很清楚，就是认为它是很基础的设施，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学会它的设计，知道它的机理，它怎么工作的必须知道。现在的互联网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如果我们不掌握，那中国就断网了，断了网停止服务，中国就瘫痪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远见，不知道互联网到今天这样是离不开的，生活学习，社会运转、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认为它是很基础的，和电话电信一样基础。一定得自己，起码我做不了设备，我先把它的设计能解决。
坚持自主设计、自主建网，由吴建平牵头的十所高校的科研团队开始了联合攻关。原计划3年完成的工程，他们用1年时间，在1995年底提前完成验收，将全国8个城市的108所高校连接起来。这是中国第一张覆盖全国的互联网主干网，这些高校的师生，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用户。
记者：这个成功之后意味着什么？
吴建平：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了。从无到有，那是自己设计的。有了这第一步，咱们就可以弄第二步。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策划下一代互联网。
记者：那就是要突破创新了。
吴建平：对，国家2003年立项的时候给我们提的要求就是，不能光是引进设备，必须要有一半设备是中国产的，这挑战很大。
我国第一代互联网虽然建成，但底层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更重要的是，早期互联网设计的IPv4地址总量有限，快速发展的国内互联网遇到地址紧缺的瓶颈。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2003年，我国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决定建设基于IPv6协议的第二代互联网。按照国家下达的指标，中国产设备的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就是核心路由器。当时，全球的IPv6核心路由器市场被少数外国厂商垄断，国内相关产品尚处于空白。
吴建平：路由器生产有个过程。歪歪扭扭造出来，不见得能用。你得把它做得非常完备，调试很多的考验以后，你才能用。
记者：那用国外的成熟的路由器。
吴建平：那不行，这里边有漏洞，有各种安全问题，你不知道，不掌握这个技术不行。
记者：这个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建平：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软代码，一行一行都得自己掌握。
记者：但是做这个路由器难度会有多大？
吴建平：计算机你能做，这样的设备才能做。那时候我们国家计算机的水平也还比较低。但是，确实在那个能做基本计算机的情况下把它做出来。
经过三年联合攻关，吴建平团队与国内企业研制出国产IPv6核心路由器，完成了国产化指标，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纯IPv6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同一时期，中国商业互联网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搜索、社交、电商等应用层业务普及，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在这股热潮中，吴建平团队依然将研究重点放在底层的网络结构上。
记者：像你们第一批的互联网人，如果说能做一些表层的商业化的东西，是很快会收到很大的经济效益的。但是您做的这两个国家任务都是底层。
吴建平：这就是定位不一样，我们定位还是要做一些国家最急需的基础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离不开我们，是他们的基础，没有这个，那个东西就生存不了。
记者：因为我们都知道做技术，做底层结构是慢工，你要受得住寂寞和煎熬。
吴建平：没有那么大的暴富的可能性，从财富上肯定不行，但是从技术的功课上应该是很有兴趣的，给国家科技的增强上有更大的贡献。下一代互联网，我觉得我们还是打了大胜仗，中国在互联网上的科技走了一大步，已经从用别人的设备组建互联网，变成了主要用自己的设备建设新的互联网。两个新，设备新，网络新，而且新的网络会对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这就真是走了一大步。
从第一代互联网的跟踪学习，到第二代网的同步创新，再到第三代网的突破领先，中国互联网实现了每十年一次的技术跨越。凭借在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普及方面作出的贡献，2010年，吴建平获得国际互联网界最高荣誉波斯塔尔奖。
记者：您当时在15年前拿到那个最高奖项的时候，作为互联网人，您内心里面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或者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吴建平：我觉得当初一个最大的决心就是中国一定要加入这个组织，一定要参与开发，不能光当受益者，要当贡献者。因为只有贡献，才有发言权，才能有主动权。越来越感觉到互联网的重要，对整个社会的运转的重要，经济、社会、人的学习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对互联网技术本身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
记者：在面对很多强大的竞争也好，还有对抗也好，你们内心永远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
吴建平：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我们长在中国，要有这样的劲头，要从科技上的进步引起国家的进步，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74岁的吴建平，依然承担着教学工作。除了日常带博士生，他还保持着每周一节课的节奏，为清华本科生讲授《计算机网络原理》。从科研攻坚到人才培养，他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网络这片阵地。
记者：在您的下一步研究中，您的重点规划在未来是什么方向？
吴建平：我还是在互联网方向。怎么把这个互联网做得更好，把全球连成一个网络，能够交往，实际上是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这是人类最大的发明。
记者：您理想中良性的互联网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样态？
吴建平：大家能自由交往沟通，里面尽可能少有不利的事情发生。人类生活的一个新空间，谁不希望这个空间美好？
记者：所以还需要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做更多努力。
吴建平：那是。不光科研工作者，整个社会、政府、产业界都得共同努力。
制片人丨刘斌
记者丨古兵
策划丨陈朋
编导丨陈朋
摄像丨杨帆 刘洪波 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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