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云冈石窟参观。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使用跟踪式扫描仪采集文物数据。（资料图片）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武州山南麓，云冈石窟第20窟的大佛已伫立1500多年。这尊石像历经岁月风霜，如今又要面对一个越来越捉摸不定的对手——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给石窟寺带来哪些威胁？如何应对新挑战、更好保护石窟寺——日前，在山西大同举办的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30余位中外专家围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与技术创新”“石窟寺考古研究与价值阐释”“石窟寺保护与国际交流”等主题分享了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
气候之变：极端天气频发，石窟寺“遇险”
“2024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9摄氏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在论坛上援引数据说，1961年至2025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每10年增加6.3毫米，且更趋集中。
雨水多了，威胁石窟寺的水害也多了。“水害是我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存在最为普遍、危害最为严重的病害类型之一。”李黎说，“基本上石窟寺及摩崖石刻所有的病害都与水直接或间接相关。”大气降水、毛细水、凝结水、裂隙渗水四类水害，对石窟寺带来盐害、生物病害、表层溶蚀、剥落、开裂及关键块体失稳等一系列影响。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顾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郑军表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使遗产地原有防灾设计面临挑战，遗址周边干旱引发的野火、温差加剧出现的结构分化、强降雨造成的洪水等情况不断出现。增强遗产自身“抵抗力”，制定风险管理规划，确保灾害来临时有应对方案显得尤为紧迫。
极端气候对石窟寺带来的隐蔽性长期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论坛现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小波展示了显微镜下的世界：原本干燥的石窟表面有了水，微生物在岩体表面繁殖形成生物结皮，其中的产酸微生物加速岩石内部矿物质溶出。“万物生长都需要水，没水很难暴发微生物病害。”他说。刘小波在龙门石窟的研究发现，一平方厘米的生物结皮，一次干湿交替可造成文物本体3.7毫克的钙流失；气候越暖、雨水越多，这样的“生长—剥落”循环就越频繁。
技术之变：由“治已病”到“防未病”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下日益加剧的水害，中国石窟寺保护不断发展——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抢险，到八九十年代工程体系初步形成，再到精细化治理直至今天的系统化防治。在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敦煌莫高窟等的保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害治理经验。
如今，保护理念正从“治已病”转向“防未病”。
“要让凝结水能够看得清、测得出、治理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说。他与团队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凝结水首先在岩石内部形成，与一般印象中凝结水出现在岩石表面有所不同。团队在云冈石窟第9、10窟构建从窟檐外至岩体内部的多层次监测网络，形成了物理机制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凝结水预测方法，实现对凝结水发生时间与位置的提前预测。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级自适应控制系统开展治理，使典型洞窟凝结水治理有效率达97%以上。
中国石窟寺多建在砂岩上，砂岩具有独特的纹层结构，其形成的多尺度界面既是水汽、热量和微生物运移的通道，也是控制劣化进程的关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丽慧由此入手，遵循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在细观页岩试样上连续观测裂纹萌生、扩展及贯通过程。李丽慧团队建立的“矿物—纹层—层状岩体”跨尺度力学关联模型，进一步说清砂岩劣化机理，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依据。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博士研究生娜塔莉·亚科皮诺长期在中国参与文物保护修复。她与中意联合团队从四川乐山市、安岳县、广元市三地采样制作试样，测试纳米氢氧化钙、纳米二氧化硅及复配材料三种加固剂。“复配材料适用于潮湿表面，适配四川亚热带气候且不改变表面颜色，但施工工艺和长期效果仍需研究。”娜塔莉说，这项“预标准化方案”研究意在为行业提供方法框架。
理念之变：把石刻文物“搬”出来
“文物不可再生，文物数据却可以复制、流转、使用。”云冈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宁波说，“数据保存的文物价值会越来越重要，成为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工作2003年起步，已完成80%主要洞窟全维度数字化信息采集，研究院还建起先进计算中心和5G双域专网，保障数据安全流转。数据太大不好用怎么办？宁波分享了两项“内功”：一是轻量化，三维数据轻量化率达98.2%，石窟数据得以在各类场景中使用；二是语义化，“提取石窟特点，要让计算机也能看懂文物，而不只是人能看懂”。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俞天秀也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莫高窟保护：莫高窟已完成323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210个洞窟图像拼接等工作。研究者想获取资料，可在“数字敦煌”平台快速检索；用户想制作一张敦煌主题元素的贺卡，可由擅长文字书写、图案设计、配色选择等不同技能的多智能体分工协作完成。
数字化还改变着游客与洞窟的关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萍回忆了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初，老院长段文杰就将敦煌研究院画家临摹的精品洞窟在窟外陈列中心向公众开放，目的是分流游客为洞窟减压，这与今天数字化影院的思路一脉相承。21世纪初，时任院长樊锦诗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中心，探索把洞内的东西“拿”到洞外看。2014年，一座数字展示中心落成。2部数字电影供游客观看，游客在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沉浸式感受精品特窟后，再分组参观实体洞窟。如今莫高窟单日限流6000人，窟内瞬时人数从过去的2300多人降到1600人左右。“在洞窟内看得少了，但优质的数字化展示多了。既有序保护石窟，又有效提升游客体验。”李萍说。
格局之变：公众参与、广泛合作
在阿富汗巴米扬，冬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50名学生坐上大巴，在志愿者带领下前往周哈克古城开展了一次“壮游”。孩子们登上古城堡席地而坐，记录笔记，学习历史并思考未来。
行动背后，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实践。阿富汗巴米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在2025年初收集了近400份社区问卷，发现约92%的受访者知晓并珍视本土遗产，视其为身份认同的载体，但真正参与保护行动的人很少。研究还发现气候变化认知与参与行为之间尚未表现出明显关联。他们建议：“在文化遗产保护脆弱地区推动社区参与，不能只提升认知，还要搭建参与平台、强化制度建设。”
在印度，阿旃陀石窟附近，有农民在石窟旁生火焚烧驱赶蜜蜂，烟雾直扑窟内……来自印度的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马克表示，阿旃陀石窟每年接待约40万游客，季风洪水、生物病害与人为疏漏相互叠加。“敦煌莫高窟和克孜尔石窟的长期监测与预防计划，值得我们学习。”他说。
石窟寺保护国际合作领域的中国实践正在不断延伸。在吴哥古迹，中国专家、柬埔寨吴哥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局工作人员、法国同行和国际顾问一起围在散落的砂岩构件旁，摊开图纸，对着刚清理出的排水遗迹、塔门基础和浮雕线图讨论，许多问题就在遗址边得以解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王晶回顾：从1998年周萨神庙保护修复工作，到2010年茶胶寺修复项目，再到2019年吴哥王宫遗址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在柬埔寨耕耘近30年，联合工作组、跨学科合作贯穿始终。
近年来吴哥保护理念越来越综合，气候变化、社区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建设都成为议题。“不论吴哥保护的外延延伸多广，我们始终要面对真问题、采取真措施、提出真方案。”王晶说。
中国石窟寺保护也在持续加力，文物领域相关规划提出实施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系统性保护工程，建设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并依托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等平台深化国际传播。
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答案涓涓汇聚。读懂气候、敬畏科学、善用技术、依靠公众……只有行动起来，古老石窟才能安度风雨，等候下一个千年。（本报记者 于尚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9月30日 第 10 版）
责编：陈亚楠、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