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着于都河日夜不息的涛声，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中，一台古旧的德国产“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静静陈列。铁色黯沉，机身斑驳，仿佛仍保留着某种体温——那不是金属的温度，而是岁月中被反复锻铸过的信念。
90多年前，江西于都籍红军战士葛接调，正是挑着这样一台缝纫机，爬过皑皑雪山，蹚过水草连天的草地，把它一步一步带进了长征的风雪深处。
葛接调出身贫苦，7岁学刺绣，9岁学裁缝，不到16岁已是乡间走村串户的“小师傅”。针线是他赖以谋生的手艺。当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这双本该缝补衣衫的手，放下针线，拿起梭镖与大刀，参加了工农红军。
在攻打长汀的激战中，这个年轻的裁缝冲锋在前。在枪林弹雨中，他身中五弹倒下，被称为“汀州五勇士”之一。五处伤口，五个霰弹凿出的深坑。右臂塌陷，左臂受损，右下颚至左肩洞穿。身体被战争改写成二等乙级残疾，留下了左臂再也抬不高的创痛。他的命运，因此而悄然转向。
养伤期间，组织征求伤残人员去向，大多数人希望遣散返乡，葛接调却陷入沉默。他找到入党介绍人杨至成，声音里带着迟疑，也带着执拗：“如若遣散回家，怕是要遭地主还乡团灭门；留在队伍里，哪怕只是做点杂事，也是对全家的庇护。”
杨至成听后笑了。红军攻下汀州，缴获大量布匹与12台缝纫机。红军被服厂即将组建，四处招收裁缝师傅，正缺他这样的能工巧匠哩。
葛接调一听也笑了。不能端枪打仗，还可以握针线、转动缝纫机呀。端枪冲锋是上战场，转动缝纫机也是上战场哩。他从病榻收拾好行李，直接走向了缝纫机。
机器昼夜轰鸣，20余名裁缝日夜赶工。10天之后，4000套军装整齐成列——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较为统一的制式军装，标志着“百家衣”时代的结束。更特别的是，为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红领章上镶了黑边。这一细节，后来成为红军服装史上一个独特的印记。
葛接调被任命为缝纫班班长。作为一个上过战场的老裁缝，他对机器的爱惜近乎严苛，常对工友说：“针杆轴、梭芯、曲轴，该上油的地方，一寸也不能省。”在他眼里，这一台台机器不是工具，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友。
行军途中，他总要用油布将缝纫机包裹得严严实实，仿佛包裹着某种不能失去的战斗力。
长征路上，他被编入休养连，与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刘英等同志同行。行军间隙，他总是不停手地帮助战士们缝缝补补，还经常教女战友们刺绣。他的担子，一头是四五十斤重的缝纫机，一头是碎布、线团与干粮。
一路颠簸，一路坎坷，一路硝烟。缝纫班也有五六台机器参加长征，有的摔坏了，有的锈死了，有的丢失了。最后，只剩下葛接调肩上的一台缝纫机，也几度历险。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纵队强行军，有人见连印刷机都被丢弃，便劝葛接调：“人都顾不上了，还要这铁疙瘩做什么？”
葛接调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语气强硬、态度坚决：“这机器有用。它能随时缝补军装、缝补干粮袋、绣红旗，红五星、红领章，哪一件不是它缝纫出来的？它不是死物，是我的战友，不能扔。”
还有一次急行军途中，他发现随身的油壶丢失。战友们拉住他：“敌人就在后面追得紧，别回去送死！”他却执意折返，在草丛中一寸一寸翻找。终于找到油壶，才长舒一口气。有人笑他“一根筋”，他却强调：那里面装的，是能让机器继续“活命”的东西。
过雪山时，风雪如刀，担子无法挑起。他便拆卸掉部分附件，将机头紧紧抱在怀中。人和机器，在暴风雪中几乎融为一体。
松潘草地，四周一片泥沼，步步皆是陷阱。缝纫机不能浸水，担子无处安放，葛接调连吃饭、睡觉都站着。就这样，在沼泽的艰难跋涉中，硬是挺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他终于找到一小块稍高的干燥草墩，将担子放下，瘫坐在地上。短暂喘息之后，他掏出一把青稞慢慢地咀嚼着，迷糊一阵后又咬牙起身，继续前行。
3日后，他挑着那台缝纫机，走出了草地。1935年10月，历经万水千山，葛接调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终于完好无损地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葛接调与那台缝纫机，又融入了延安的红军被服厂。
1996年，葛接调走完了他的战斗人生。儿子葛江洋遵照遗愿，将父亲留下的珍贵物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于是，那台手摇缝纫机，被放进了展柜。
夕阳西下，于都河波光粼粼。纪念馆内，那台“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饱经沧桑。它不再需要油布包裹，也不再惧怕雨雪风霜。葛接调当年挑着它跨越了万水千山，而现在，它挑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不断地走进人们的心里。机针虽已停转，但那根名为信仰的丝线，至今仍坚韧如初……（卜 谷）
《人民日报》（2026年08月19日第20版）
责编：秦雅楠、王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