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

一

夜深了。书房里只剩一盏台灯。

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红军长征记》。封面泛白，边角磨损。纸是糙的，指腹蹭过去，有细微的阻力。

这本书收录了90年前写下的文字。写它们的人，大多不在了。

我其实不太想翻开它。

不是因为忙。是因为我知道，翻开之后，有些东西会冒出来。它们不是某一个人的“那篇”，而是书里几十个人在雪山上、在草地上，被我揉成你一句我一句的回音。我不想面对那些东西。

但我的手已经把书打开了。

——写翻雪山。

没有开头，没有铺垫。第一句就是：“他开始爬山的时候，天还没亮。”

往下看。

“他走得很慢。不是不想快。是快不了。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喘很久。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他一直低着头。不看两边。不看前面。只看脚下的路。”

“他一直在说话。不是跟别人说。是跟自己说。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怎么还没到头。’”

“翻过一个山头，他说。又翻过一个山头，他还说。”

“后来他不说了。他的嘴还张着，像是还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倒下去了。脸埋在雪里。有人去拉他，拉不动。他的手死死抓着地面，指甲里全是冰碴子。”

文章到这里结束了。

我看了两遍。

第一遍，我的职业本能开始工作。句子短，节奏单调，没有修辞，没有结构。作为文字工作者，我会说这篇文字不成熟。

第二遍，我什么都没想。看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站起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的。

那个人的嘴还张着。他最后想说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继续翻。

——写过草地。

“那天晚上的事，我一直记得。”

“我们围着一堆火。火很小。柴是湿的，烧起来全是烟。烟钻进鼻子里，呛得人想咳嗽。眼睛也睁不开，一直流眼泪。”

“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白天走了40里，脚底板全是泡。坐下来就不想动了。”

“后来有人唱歌。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调子也不准。断断续续的。但是大家都跟着唱了。”

“唱完了。又没人说话了。”

“过了很久，有人说：‘要是能喝上一碗热粥就好了。’”

“没有人接话。我们都知道，没有粥。别说粥，连干粮都快没了。明天吃什么还不知道。”

“又过了很久，另一个人说了两个字：‘会的。’”

……

“火快熄了。没有人去添柴。柴已经没有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看着火一点一点暗下去。”

“天黑透了。”

“但是那个人说的两个字，我一直记得。”

文章写到这里，停了。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我的恩师张胜友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我的领路人。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刚学写作不久，拿了一篇稿子给他看。自己觉得写得还行，句子漂亮，结构也讲究。他看完，没有说话。把稿纸放在桌上，用手指敲了敲。敲得很轻。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他说：“你这篇，哪儿都好。就是没看见你。”

我没听懂。

他又说：“你在学别人说话。学了那么多，你自己的声音呢？”

我站在那里，说不出话。他站起来，往门外走。我跟上去。

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两根，忽明忽暗。地板是那种老式的绿色水磨石，走上去有回音。先生的背影很瘦，肩膀微微佝偻着。他转过身，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对我说：“会好的。慢慢写，别急。”

他的声音很轻。我知道他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能写好。但他要说出来。不说，那段走廊就走不完。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他说那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大概也不会说。

他走了。走在我怀里。

我继续翻。心里想着先生。

我一直想写他。但写不出来。

每次提起笔，就觉得怎么写都不对。太煽情了不对，太平淡了不对。后来干脆不写了。

可是不写，就忘了吗。也没有。他批改稿子的样子，他走路的样子，他说“会好的”时声音里的那一点颤抖，我都记得。只是说不出来。

我太知道怎么让一篇文章好看了。我知道所有的套路。但正是因为知道，反而写不出来。我一动笔，就在想这个开头够不够抓人，这个细节够不够动人，这个结尾够不够有力。我想得太多了。我想得太多，先生的影子反而越来越远。

我到底是写不出来，还是不敢写？

写出来了，就真的失去了。不写，他还在那里。在那些未成形的句子里，在那些被划掉的字迹里，在那些“以后再写”的借口里。

我不敢承认这一点。

二

——写炊事员。

“他是我们连年纪最大的。大家都叫他老班长。其实他也不老，30岁出头。但是长得老。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刀刻的。”

“他每天都是最早起来的。我们还在睡觉，他已经把火烧起来了。等我们醒来，热水已经烧好了，粥已经煮好了。每人一碗，不多不少。”

“过草地的时候，没有米了。他就去挖野菜。他不认识几种野菜，怕挖到有毒的，就一种一种尝。舌头麻了，嘴唇肿了，嗓子眼发苦。第二天照样去挖。”

“有人问他，你不怕中毒吗？他说，怕。但是总得有人尝。”

“有一天早上，他没有起来。我们去叫他。他歪在灶台边上，手里还攥着一把野菜。脸上是干净的。没有痛苦。”

“他大概是想煮完这锅汤再睡的。没来得及。”

我合上书。

窗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坐了很久。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饭。在苏区做，在路上做，在草地上做。他做的饭从来不够吃。每人分到碗里，只有小半碗。但他每天都做。每天都把灶火烧得旺旺的。

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野菜。他想把这把菜煮成汤，分给大家。这是他活着最后一刻想做的事。

他并没想过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是做。

而我呢。我每写完一篇作品，都在想这篇有没有分量，能不能发表，读者会不会喜欢。我想得太多了。可是——不想这些，又能想什么呢？这是我的工作。我的饭碗。我的责任。作品要拿得出手，要对得起那些读它的人。

但那个炊事员也有他的责任。他每天早上起来烧火做饭，那也是他的工作。没有人要求他每天早起一个小时，没有人检查他烧的火旺不旺。他只是觉得，这是我的事，我要做好。他做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份工作有没有分量，别人怎么看。

他做完了。就这样。

我忽然想到先生。他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也做了一辈子作家。经手过的稿子摞起来比人高，写过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为时代留影。那些不成熟的稿子，他连夜批改，用红笔在稿纸上一行一行地画，批注写得比原文还长。他从来不怕花这个功夫。退休以后，身体不好了，还靠在床头看稿子，手里夹着烟，烟灰积了很长也不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他看稿子的时候，从来不问这有什么用。他只是觉得，该看。他帮作者润色稿件，还亲自打电话给相熟的刊物主编推荐，从来不问这有什么回报。他只是觉得，该帮。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再写。再划掉。

那个炊事员挖野菜的时候，不会想这个动作够不够标准。他挖就是了。我写先生的时候，却在想每一个字好不好看。我到底是在写先生，还是在写一篇好看的散文？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卡在那里。

三

——写一个人把炒面分给另一个人。

“过草地的第三天，我的炒面吃完了。肚子饿得发慌。走路的时候，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路过一个湖南老乡身边，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从袋子里抓了一把炒面，递过来。”

“我接过来，说不出话。我知道他也不多。给了我，他自己就得挨饿。”

这是饥饿中的馈赠，是新生般的微光。

“他接过去。还是没有说话。”

“我们各自走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出草地。”

不需要语言。不需要感谢。你给我半口吃的，我还你半条命。

我想象那个红军战士。他送出炒面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什么也没说。他大概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把半缸炒面给了出去。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只是看见了，觉得不能不管。

90年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知道他做过这件事。

我忽然想，先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帮过什么人吗。他有没有在别人最难的时候，伸出手去，什么也没说。

他从来不提这些。他就是这种脾气，直来直去，耿直得很，帮了人也不说。他大概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

那些在长征路上走着的人，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我把书合上。手指停在封面上。粗糙的纸边刮着我的指腹。

我写了20年东西。我每天都在和文字打交道。我读过太多精致的文章，辞藻华丽，结构精巧，起承转合滴水不漏。我自己也写过不少。但那些文章我很少记住。反而是这些笨拙的、不通顺的，甚至带着错别字的文字，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那些精致的文章，作者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他知道哪个词能打动你，哪句话能让你流泪，哪个结尾能让你回味三天。他知道所有的技巧，熟练地运用它们。但正因为如此，那些文字就仿佛失了血，少了些从生命里迸发出来的热气。

而这些人的文字，不是做出来的，是他们活过来的。他们没有技巧，没有设计，没有预谋。他们只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用最笨的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搬到纸上。他们搬得那么吃力，那么不专业，以至于那些字还带着他们掌心的汗，带着他们呼吸的温度。

那个炊事员每天早起一小时，把火烧旺——他只是觉得该这么做。那些写稿子的人，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他们只是觉得，该记下来。

他们只是做。

而我呢。我每写一个字，都在想这个字好不好，这个句子漂不漂亮，读者会不会喜欢。我想得太多了。我想得太多，反而写不出真正有力的东西。

那个炊事员烧的火，未必是最旺的。但他每天都烧。他烧了就是烧了。

那个湖南老乡给的炒面，未必能救活一个人。但他给了。他给了就是给了。

他们只是做。

我拿起手机，翻到老周的号码。他40多岁，写了大半辈子，没出过一本书。上次他来找我，带了一篇稿子，写他父亲的。我看了，说再想想。他点点头，把稿子塞回包里，说没关系，不急。

他写了16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每一遍他都觉得不满意。他问我，怎么样才能写好。我说，你写的时候，别想那么多，别想它好不好，别想能不能发表，就想你父亲这个人，想他做过的事，想他跟你说过的话。

我说完这些话，自己愣了一下。

这不就是我对自己说的吗。

我的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住了。

窗外的天还没亮。远处有一辆卡车驶过的声音，轰隆隆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消失了。

那个炊事员每天早起烧火，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烧多久。他烧了。

那个湖南老乡分出一把炒面，他不知道对面那个人能不能走出草地。他分了。

我把我能做到的事做完。剩下的事，不由我决定。

先生说过，“会好的”。

等到明天，

试试。

（樊文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7月11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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