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益呈现出拥核野心、暗中积蓄核能力并加紧与外部势力军事勾连。在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本报邀请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乔林生与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评析。
以民用发电为挡箭牌，积累战略核材料储备
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在“和平宪法”和“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下，日本是如何积累起这些相关材料的？
乔林生：战后以来，日本在“无核三原则”的名义下，利用国际社会对“和平利用核能”的信任和规则，通过长期、过量地运行核燃料后处理设施，以民用发电为挡箭牌，逐步积累了远超实际需求的战略核材料储备。
一、追求并贮存核材料钚是战后日本一以贯之的政策核心。早在1955年11月，日美正式签署《日美核能研究合作协定》，成为日本介入核研究开发的重要契机。该协定规定美国提供核反应堆器材和浓缩铀（最高浓度为20%），但条件是日方要返还生成的副产品钚。1959年日本从英国订购首座商业核反应堆，1966年东海核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日本选择英国核电设备，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轻水反应堆制造原子弹用的高质量钚比较困难，而英国的黑铅减速反应堆由军用生产钚的反应堆改良而成，只要调整运行方式，很容易变成批量生产高品质钚的设备。日本政府积极购入商用核电设备，主要目的却是获得制造核武器的钚。日本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路线，一开始就暴露出明显破绽。
二、通过与美国数次修订核能协定，日本获取了从乏燃料中提取钚的权利。1968年日美两国新签了一份核能协议，允许日本在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使用后的核燃料，但美方强调这是不可复制的“特例”。1977年日本东海村后处理工厂建成，在物理上启动了钚的生产，可以有限度地利用钚。此后，日本在浓缩铀、核燃料后处理和铀矿开发上加快了自主步伐。1979年冈山县浓缩铀实验工厂开始运转，1986年青森县六所村后处理工厂筹建。1988年，日美修订《日美核能协定》，日本获得了“全面事前同意”，意味着只要在日本申报的特定核设施内、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日本无需再向美国一个一个地申请，即可进行后处理以及钚的转移和使用。2018年7月，《日美核能协定》在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延续，且未设新的终止日期，这意味着只要美日双方不主动废止，该协定将无限期有效。
三、通过所谓核燃料循环政策，日本储存积累了大量过剩钚。日本政府早在1956年9月便出台第一个《原子能开发利用长期基本计划》。上世纪60—9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核电，产生了大量乏燃料。当时日本缺乏商业规模的乏燃料后处理能力，于是与拥有世界先进后处理技术的法国和英国签订长期合同，分离出的钚暂时就地存储。按照计划，这些钚在分离后应制成MOX燃料运回日本，用于核电站发电。然而，近几年，由于日本国内能够使用MOX燃料的反应堆没有装载新的MOX燃料，导致采购和运输需求停滞。如今，35.8吨已经“加工完成”或“等待加工”的钚，继续以敏感核材料的形态，存放在欧洲的核设施中。日本1997年曾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书面承诺“无过剩钚”，即所有分离出的钚都会用于反应堆。而现状却是，其钚库存总量持续远超实际需求，国内国外的库存都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储备”。一旦日本做出政治决断，这批寄存在海外的35.8吨钚，和国内的8.6吨一样，理论上都可以被迅速用于核武器制造。
周永生：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核能发电事业。1963年实现第一座核能反应堆发电成功。1966年日本东海核电站开始商业运营进行核发电。2011年，日本共有54座核电站。
日本进入核发电时代之后，自己坚持完整的核发电原料到乏燃料处理的全链条技术参与过程。它将核反应堆剩余的乏燃料运到青森县的六所村进行乏燃料的后期处理，从中分离出重要的核材料钚，然后用于制作MOX混合核燃料，再用于核发电。由于它的后期处理能力很有限，所以将大部分乏燃料运到英国和法国进行后期处理。现在日本总共有44.4吨从乏燃料当中提取出来的钚，其中8.6吨放在日本国内的各个发电厂当中，其余的由英国和法国保存。
由于日本现在开启的核反应堆数量较少，这么多的分离钚，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办法用于发电，因此就积累了大量的分离钚，而这些分离钚都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
从日本的科学研发和工业生产能力来看，它有全链条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只要它想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研发和制造出大量以钚为原料的核弹。日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受到战后和平宪法以及日本国内反战势力和反核武器公众的制约。
现在，日本拥有大量核原料储存，又有制造核弹的全链条技术与能力，已经具备了核原料的战术战略威慑能力。
抛出一个“试探性气球”，为拥核探路
问：日本负责核裁军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公然声称“日本应拥有核武器”。作为唯一曾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一向以“核武受害者”自居，为何会出现拥核言论？
乔林生：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近期却因政要发表拥核言论引发国内外高度警惕。这一言论遭到核爆受害者团体强烈谴责，称其“践踏了80年的苦难历程”。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2026年1月民调，62.6%的民众反对日本拥核，赞成者仅占16.7%。《朝日新闻》4月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应坚持“无核三原则”。主流民意对拥核持明确否定态度。然而，在政坛层面，拥核声音虽然仍是少数，但“核共享”讨论已明显升温。《每日新闻》对众议院选举候选人的调查显示，执政联盟成员日本维新会有91%的候选人支持“核共享”，自民党也有35%。所谓“核共享”，即在日本领土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共同运用，这实质上是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原则的突破。
日本政府高层态度暧昧。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回避对“无核三原则”的明确表态；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不排除任何选项”。
有关专家指出，日本出现拥核言论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点，即对美国核保护伞可靠性的怀疑、右翼势力长期推动再军事化以及日本通过核燃料后处理积累44.4吨钚所带来的技术底气。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朝鲜等国明确表示谴责，美国对日本拥核也持冷淡态度。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呼吁：“绝不能允许让广岛、长崎的悲剧重演。”
周永生：日本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要日本拥有核武器的言论不仅不符合日本宪法，也违背日本国家的普遍民意。高市早苗政府执政以来，大肆渲染所谓“外来威胁”，把日本描绘成受到日益紧迫安全威胁和军事压迫的国家，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扩充自卫队实力、提高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等再军事化政策。尾上定正的言论，实际上是代表高市早苗政府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抛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为日本将来可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探路。
从多个维度对地区和世界造成系统性危害
问：日本拥核言论以及当前“再军事化”的一系列动作将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怎样的危害？
周永生：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始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和军事力量平衡，很容易刺激东亚国家加强军备竞赛，使东亚地区进入不安定的军事竞争局面。
日本的这种做法也不利于核不扩散条约的推进，可能会促使一些中等强国效仿日本，开始向拥有核能力，甚至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政策方向调整。这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事业是一种巨大威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挑衅性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可能被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自卫队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在任首相首次明确声称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两岸同胞必须高度警惕。
乔林生：近期，日本拥核言论与“再军事化”道路上的一系列激进动作，正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发展趋势的深切忧虑。分析人士警告，这一危险转向将从多个维度对地区和世界造成系统性危害。
一、冲击核不扩散体系，引发地区核竞赛。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日本官员公然鼓吹拥核，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实质上是在掏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已掌握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能力，囤积的钚材料远超民用需求，理论上具备快速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潜力。日本若突破“无核三原则”，将产生危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韩国、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可能效仿追求独立核威慑能力，导致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陷入核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
二、颠覆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和平宪法底线。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二战后国际法体系的公然挑战。日本实质上正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慑”，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已成为既定路线。
三、激化地区紧张局势，制造东亚“祸乱”之源。日本“再军事化”具有明确的地缘指向性。军事部署向“西南防线”倾斜，打造针对中国的“前沿威慑体系”。日本与周边国家难以构建安全互信，偶发军事摩擦升级为实质性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
四、侵蚀日本民主根基，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在国内层面，日本军工利益集团权势显著提升。在政府主导下，以军需产业为核心的“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支持军扩的极端民粹主义抬头。日本自卫队内部右翼思想泛滥，2026年3月，一名陆上自卫队军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绝非孤立的极端事件，而是自卫队深层问题的集中暴露。
五、动摇全球战略稳定，挑战国际正义力量。全球核秩序正面临重大调整。随着美俄核军控体系失效，日本核政策转向将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造成又一次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行动，约束日本。（本报记者 张 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6月04日 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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