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日本共同社报道截图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采访时表示，高市政府急于构建这样一个新的情报体系，核心还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权式情报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为加速“再军事化”的进程服务。
表面上这种做法是以整合情报资源应对安全威胁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强化首相对于国家安全权力的全方位掌控，为下一步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彻底摆脱“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路线，做制度上的准备。
根据新的法案，日本国内的情报体系将由首相亲自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牵头人，统筹包括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核心阁僚，实现情报决策的高度“一元化”和集权化，从而彻底打破战后日本出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而刻意维持的相对松散分散的情报制衡格局。
未来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将被赋予跨部门的综合情报协调权，可以强制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提供情报。这不仅可以将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力量进行整合，同时也可以系统性地强化对外情报谍报活动的能力，为日本军事力量向外延伸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
深层次目标还包括通过情报机构的社会管控职能，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声音，向社会进一步灌输右翼保守思想，为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营造社会共识基础。同时，这一举动也将周边国家列为重点的情报谍报监控对象，服务于日本右翼政权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野心，实现所谓的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危险政策路径。
项昊宇分析，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这一法案之后，意味着该法案将正式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延续已有七八十年相对松散的情报架构迎来根本性重构。这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以及日本国内和平根基被持续掏空。
首先，表决结果显示出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得到了一些在野党的支持。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尚未达到过半数议席，要通过法案需要一些在野党议员投下赞成票才能顺利通过。这也反映出日本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实际上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党的支持，显示出日本政坛格局在进一步右倾化。
其次，这一结果表明高市早苗的权力集中路线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她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举措推动情报法案的通过，包括去年11月成立国家情报战略本部，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这一系列立法程序。这反映出日本政治决策过程日益趋向首相官邸主导的集权化特征。
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正式迈向情报军事化的关键一步，也可能为后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扩张军事能力奠定制度性基础。实际上，这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日本在加快摆脱战后秩序束缚的危险信号。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也表达出严重的关切。在此背景下，高市政府仍执意推动通过相关法案。对此，项昊宇表示，其核心驱动力仍是右翼政治势力想要摆脱战败国身份、实现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野心，同时也受到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外部地缘安全环境以及盟友美国等因素的驱动。
从国内政治来看，高市早苗内阁将设立国家情报局视为强化首相权力、巩固右翼执政基础的核心举措。她上台后迅速将这一议题纳入施政重点，通过这次立法，未来能够有效强化自身推动安保政策转变的权力，同时借此压制国内和平反战力量，为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以应对所谓外部国际环境严峻为借口，将周边国家视为主要威胁，试图通过构建类似西方“五眼联盟”的情报架构来提升情报搜集分析能力，并以反间谍名义强化谍报能力，为军事扩张提供支撑。这与近年来日本加快强军扩武的系列路线一脉相承。美国出于遏制地区大国的战略需要，也在鼓励和纵容日本强化军事情报能力，日本借势推进情报体系改革，实际上是抓住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出现变革的时间窗口，想要一举实现战后右翼势力长期谋求的政治目标。
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在当前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严重右倾化的背景下，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执政联盟与部分右翼在野党凭借在国会的绝对多数议席，试图抓住所谓“难得的有利时机”，强行推动这一法案过关。
项昊宇认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系列动向，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进一步架空，其潜在影响可能非常深远且重大。
对于日本国内而言，新机构只属于首相，且缺乏独立的国会或司法监督机制，很容易沦为权力滥用的工具。该机构掌握较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查等权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和执行对象。这在日本国内也被担忧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甚至可能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特高科那样的社会管控模式。
因此，对日本国内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寒蝉效应”，加速日本政治生态的右倾化，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将进一步被侵蚀。同时，这种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会强化首相官邸对社会舆论风向的掌控能力，通过进一步鼓吹所谓的外部威胁，诱导民众支持日本的强军扩武路线，从而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再军事化的冒险主义创造社会条件。
在地区层面，新机构会将周边国家列为重点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这必然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举措，从而加剧区域国家间的安全紧张，进一步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加剧区域情报博弈甚至暗战，阻碍地区合作进程。
更严重的是，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从“专守防卫”进一步走向外向型、进攻型的军力发展。未来通过情报体系的变革，为强军扩武提供情报支撑，将进一步触发地区军备竞赛，打破东亚现有的安全稳定格局。这实际上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埋下了长期不稳定的隐患。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日本缺乏国内外的有效约束，甚至可能重蹈战前“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历史路径，从而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潜在的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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