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宝三录》手记
《涌宝三录》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让世界人民读到了在偏僻的滇西南还有涌宝这么一个小镇。
《涌宝三录》反映了涌宝小镇近五十年来交通、民生、教育等领域的“山乡巨变”,笔下的钟履培既是“我”的父亲,又是千千万万个既朴实无华又带有中国传统农民狡黠、容易满足特质的普通百姓;手抄的字典、柿子、桃子、翻毛皮鞋、二手洗衣机等等,则是对物质匮乏年代酸楚又甜蜜的叙写。涌宝,是我早年发愤离开、现今又念念不忘之所,是我的缱绻与决绝。
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说的正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感谢《人民日报》,感恩涌宝!
是为记。(马非)
涌宝初录(人世间)
车出昆明,上二环,转京昆高速,又转绕城高速,随后进入昆大高速,一路向前,大约600公里的路途,其间约七小时车程,涌宝便到了。
涌宝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下辖的一个小镇,距县城约50公里。当年许多人到涌宝工作后都想调离涌宝。是涌宝这地儿不好?文化落后?还是人难以相处?都不是,盖因其交通阻隔,出行不便。
以前昆明到大理要花两天,中间在楚雄住一夜,后来引入了伊卡鲁斯一类卧铺客车,用时变成一天一夜。而我当年的求学之旅比这难得多。八九月正是雨季,等级低的县道常常塌方,外出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手扶拖拉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一到开学季,司机家便“顾客”盈门,上门求搭车的一拨又一拨。
1985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注册报到时间是9月3日。办完了户口、粮食等迁移手续后,我从8月15日左右开始就到处去问车,也就是问拖拉机。那时我们外出上学要自带被子、床单、枕头以及脸盆、热水瓶一类物品,必须坐拖拉机到县城,再坐客车。第一天到公郎镇,第二天到云南驿镇,第三天傍黑时车才能到昆明西站。
当时路已被雨水冲毁,问了一大圈总算有个司机说他要去县城,说好了时间,便算定下来了。临出门的前一天晚上,那位姓宋的拖拉机驾驶员到家里来了,他说明早八点走,要搭车的人太多了,又不好拒绝,只能撒个谎说不去了。为了不让他为难,我需要八点前到离家约3公里外的大板桥那儿等他,有人问就说走山路去县城。八点半许,一阵马达的噪鸣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儿拖拉机便到了跟前,放好行李后,人就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随着拖拉机的启动,心里便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
发小黑皮曾对我讲,他每次离家,心里都会默念几遍“涌宝,过几个月我又回来看你”,我却似乎没有过。那时乡下小孩的名字都往丑里叫,比如黑皮、黑牛、四狗、黑汉、楞狗什么的。我就是那个黑汉,直到现在有人见到我还这么叫。
当年有两个地段非常令人恼火,一个是核桃洼,另一个地儿叫四十八道河。
核桃洼距离涌宝镇不到10公里,因为长有十余株核桃树,路面常年见不到阳光,雨季一到便常常积水,每台拖拉机经过都要前拉后推,刨出一个又一个深坑,泥水相混,加上又是黏土,非常湿滑。核桃树是村里用来榨油以满足村民吃油或点灯需求的,谁也不敢动砍树的心思。
四十八道河则是沙石夹土的地形。雨一来,轻则泥石流,重则塌方——整段路基漂移一样面目全非地冲到下面的小河沟旁。那年头拖拉机车斗两侧随时都带有锄头、铁锹,一遇到这样的情形,不用任何人招呼,车上坐的人都主动下来,用锄头、铁锹硬生生刨出一个能供拖拉机通过的临时车道。没工具的人也不会闲着,或者捡石头,或者搬石头,该垫的地方垫,该搬开的搬开。拖拉机被簇拥着开到正常的路面后,一个个泥猴一样的乘客走上来,扒上车斗,又一路欢笑一路向前。
如今,核桃洼的树早已砍去,人们都用上电了,也不必眼巴巴地盯着这有限的核桃油来煮菜炒菜。四十八道河已经修成二级路,有心人曾经数了一下,在不足200米的路段上,仅桥梁、涵洞就修了9个。
涌宝冬天很冷,昼夜温差大,养的鸡猪亦长得慢。涌宝的无量山火腿、乌鸡等名气很大。近年来,火腿木瓜鸡、手撕鸡已成为当地名吃。将肥瘦适中的火腿切片,放姜片、草果与剁成小块的乌鸡同炒,炒至金黄时加盐、加开水煮,至鸡脚杆上的皮开裂时放入木瓜片和适量小米辣,又煮约10分钟,令人馋涎欲滴的火腿木瓜鸡便成了,其汤呈乳白色,香气扑鼻。
涌宝的茶叶,尤其古树茶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离涌宝最近的几株古茶树,每株每年以5万到10万元不等的采摘费实现了外包。堂兄汝升一直津津乐道一件事:古树普洱茶价一夜之间上去了,有个茶农卖了茶不知道钱怎么花,便说要买一台摩托车。别人跟他讲,你连驾驶证都没有,买了又怎样?他说我买了车后,有什么紧急事就可以请人帮我骑车带一下。
大自然有自己的和谐,涌宝因为太冷,所以有温泉,温泉水长年不涸,为涌宝人之福祉。温泉边上有一村,原名石头寨,现叫石龙村。因为秋冬季节红如火的柿子和每年春天的油菜花,石龙村成了云县的网红打卡地。
温泉和石头寨之间,是涌宝中学。涌宝中学是临沧地区建校最早的一所中学,历史上曾出过不少名师,也培养了许多人才。涌宝是整个云县少有的比较集中的平坝,承载了当地人许多的情怀和梦想。近年来这里还修了一个公园,种了荷花和一些观赏植物,同时弄了个八卦状的温泉泡池,把温泉水引了过来,劳作一天的乡民们吃了晚饭便可到此散散步,或者坐在“八卦图”上泡泡脚,以解除一身疲劳。不久前我回乡扫墓,同行的老黄说,这个小镇比上世纪80年代的县城还要繁华。某日晚餐时,同座的本地作家何先生说:“不管怎么讲,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马非)

涌宝又录•五哥钟履培(人世间)
钟履培病了。
钟履培在家里排行老五,四村八寨的人都喊他“五哥”,辈分低一点的则喊他“五叔”。
老钟家是县志里有明确族源记录的姓氏,在当地属于大家族。在我的故乡云南涌宝,喊叔都喊“耶”,在前面加一个“阿”以表亲切。一声声“阿五耶”让钟履培精神倍增,脸上写满了被认可和被尊重的满足感。
钟履培是我父亲的大名。他小名叫顺财,盖因他出生时,爷爷的马帮生意很好。尤其是被部队征调以后,马帮天天负责驮运弹药、给养,收入颇丰,一高兴就“小顺小顺”地叫开了。
老家虽然是一个小盆地,但田地有限,除了侍弄好庄稼,还需要另寻他法以贴补粮食的不足和其他生活用度。于是,人们东家两匹西家三匹地把骡子、驮马凑成马帮,交给有一定经营头脑的爷爷负责。据说最盛时爷爷的马帮有十几个马锅头,一个锅头负责“一把马”,也就是5匹马,走在路上大小铃铛一响,蔚为壮观。
得益于从小耳濡目染,钟履培对如何捆绑驮子货物、怎样放马喂马以及修蹄钉掌等非常熟悉。因家庭变故,14岁他便进入马帮学习赶马,负责养活老母亲和六弟、老幺妹。由于年轻,又肯干活、嘴甜,他深得马帮同仁喜爱,还给他起了个“翘头骡”的绰号。
这时的马帮已属于互助组,后来又划归到合作社名下,货运单据、货物调派则归民运站管。后来涌宝修通了公路、有了马车,马帮的部分业务遂变成了赶马车,仍由民运站调派。
由于赶马帮的经历,钟履培走过云南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按板井,到过缅甸(那时他们都还习惯性地称之为“英国地”)的腊戍,见过不少世面,逐渐成为小镇上的“达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丧,都乐意请他去主事。
他能根据主家的物质条件开列出菜单,像指挥排兵布阵的将军一样,准确安排某件事需要几只鸡、几斤米,每每都既够吃,又从不造成浪费。拣菜、传菜、添菜、收盘抹桌子乃至扫地、放鞭炮等等他亦安排得井然有序,深孚众望。那时候,只要有什么事,人们基本上都首先想到“请五哥”“这个事还是请阿五耶把稳”。
作为父亲,他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印象都是“严”。有两次挨揍的记忆,我一直刻骨铭心。
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时找他要钱买字典。我挨了打,也没要到钱,最后只得找供销社工作的表叔弄了些牛皮纸的肥料包装袋,弄干净了细心裁成方形,轮流借两个同学的字典手抄。大约两个月后,我便有了自己的字典。
另一次挨揍也很冤。
那时候农村里仍然每十天赶一次集,我们叫赶街。某次,父亲的舅父带着继子到涌宝赶街,买了两只小猪,进我家后径直把我家里的猪从圈里放出来,把他刚买的关进去。父亲回来后见自家的猪不见了,抄起一条扁担劈头盖脸朝我打来。
那时候父亲的口袋里长年都见不到一枚硬币,更别说毛票了,一大家子人吃穿用度都指望着那只猪。
当年我们有一个词专门用来描述这种状态,叫“削猪腿子吃”,意思是买只猪来,稍养大一些把它卖了,又买一只更小的来养,这中间用劳动力和精力换来的差价,便是家用的唯一补贴,甚至养猪都不叫养猪,叫“淘”——“我家淘了几个猪”“你家淘了几个鸡”。老家除了牛论“条”,马、骡、鸡、猪都论“个”,其中具体缘由,我没做过考据。
现在想来,那天父亲恶狠狠揍我,并不仅是因为猪丢了。养了十天半个月以上的猪,大多都能自己找回来。他其实是心疼一顿饭——这样大张旗鼓地一闹,他舅舅只好悻悻地带着继子空着肚子回30公里以外的家去了。
这样的“穷病”,今天看来已是匪夷所思。
72岁那年,钟履培接任了村民小组组长。一上任他便到处求人,为村里谋福利。这样一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农民,到老了还做了点自得的事:他拐着弯找到漫湾电厂赞助,先后为村里修了两座钢筋水泥桥、一条水泥硬板路,后来又为每家每户争取到了一盏太阳能灯。
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不是跑村委会、镇政府,就是去了村民家。他组织村民互相帮助收玉米的事迹,还被县电视台收录、播出了,这让他更加满面春风。
2011年,钟履培被县里评为先进,到县城接受了表彰,还得了1500元奖金。他领完奖志得意满地去看望嫁在县城的老幺妹,很骄傲地讲了他此次进城是领奖来了,准备用奖金买一台洗衣机。却又受了妹夫的骗,花1000元买了台二手的。回涌宝的客车上,被人告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为此郁闷了很久。
2013年,因为多次被评为先进,钟履培获得了一个县总工会到昆明工人疗养院疗养的机会。他的脸上又写满了骄傲,走路也虎虎生风。
2021年,钟履培彻底推掉了所有的“公务”,虽然有人喊他“阿五耶”“五哥”的时候依然美得粲然,但我看得出来,他内心里非常失落。2022年,他摔了一跤,脑梗;2023年又中风,左臂左腿渐渐没了知觉。
今年清明,钟履培在县城安了家的堂弟钟履维带着儿子一起回乡献坟,专门抽空来看看他。大抵是同辈兄弟越来越少的原因,真切地从堂弟口中传来的一声“五哥”和侄儿紧随而至的“阿五耶”,使他的手直发抖,嘴角却自己往上扬。
他故作镇定地仰头望天,两行浑浊的泪水从深陷的眼窝流出,一会儿便洇湿了布满岁月沟壑的脸。
现在,已87岁的钟履培,我的农民父亲,大多时候就坐在轮椅上看云起云落,听风过耳,守候着老屋和时光。(马非)

涌宝补录·发小黑皮(人世间)
黑皮是我的发小。他的父母是云南大理人。
我的老家涌宝,隶属云南省临沧市云县。1954年之前,如今的云南凤庆、云县二县叫凤云县,隶属大理管辖。
黑皮随父姓段,其母与我同属一个村——当时叫涌宝公社涌宝大队岔河生产队。他的父亲“老段师”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师傅,还是涌宝缝纫社的社长。黑皮还有个哥哥,在中学做美术老师。
或许是受其兄长的影响,黑皮从小便颇有美术天赋,小学三年级时他还被县文化馆选拔去参加绘画培训班。在我心里,他是神童一样的存在,我一度也想像他一样,将来努力去做一个画家。
那年,生产队在四台地的两株柿子树成熟了。村民们便组织起来,推举年轻后生爬上树将柿子敲下来,然后汇总、称斤。生产队的会计噼里啪啦一通拨算盘,某某家几斤、某某家几斤地分了下去。
由于黑皮家劳动力相对少,分得也相对少一些。黑皮又嘴馋,便想用一个与饭碗大小差不多的塑料调色盘,跟我换柿子。从10个到5个,最后我们以2个柿子的“价格”交换成功。
我有了调色盘,却没能力购置管状的水粉颜料,也没有纸笔,于是调色盘就这样被搁置一边。大约半年后,调色盘因塑料老化开裂了。我为此伤感了好长时间。
我成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云南农村。记忆里,砍柴、挑粪、挖地、讨猪食、割绿叶肥等等都算不上苦和累,只有饥饿最为难耐。为了能填饱肚子,我们可谓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涌宝当年的吃食很单一。就水果而言,我们村除了那两棵柿子树,就是非常有限的梨、桃子和李子。后山队情况略好,除集体有两株小蜜梨树,许多人家都或多或少有那么几株桃树、李树、花红(后来才知道,这个也叫林檎,是一种个头比较小、类似苹果的水果),令我们十分羡慕。
后山队与岔河队隔一条小河相望,河对岸有一户人家姓施,他家长子小名叫发寿,我们都叫他大发寿。大发寿家有一棵黄芯桃树、两棵大白桃树。每年夏初,大白桃最早成熟,那桃子雪白中泛着青绿,香味浓郁,甜脆多汁。
我们像饿狼一样盯上了大发寿家的桃。桃子刚刚开始成熟,黑皮便约了我去找大发寿,想同他交换些桃子。我们脑子里念头骨碌碌乱转,一个主意又一个主意,讲了多种想得到、做得到的法子,都被回绝了,只好暂时作罢。
可我们总是不死心。与大发寿“谈崩了”的第三天,我又到黑皮家,与他漫无边际地扯闲篇,说了没几句,又回到食物上来。
我开始发挥自己的观察能力。我回忆起大发寿在聊天过程中,眼光至少扫了三次我们的脚,我还发现他脚上的塑料凉鞋已布满了绿色、白色,甚至红色的补疤,原本的颜色也已几乎难以辨识。“阿皮,大发寿可能想要一双鞋。”我得出结论。
知道他想要什么就好办了。
当天下午,黑皮找到我,说他已经去找过大发寿了,他的确想要一双鞋,如果是一双八成新的42码解放鞋,可以换200个大白桃!
200个呢!黑皮说这话时表情不免有些夸张,馋相一览无余。
可去哪里弄一双鞋呢?那时我们一年到头也就一双鞋,洗了鞋就得光着脚。我家只有父亲的鞋是39码,已经是最大的了,而且那鞋成天穿他脚上,想都别想。
黑皮一直没有闲着,他发现了他父亲的鞋是41码,更重要的是,他父亲有一双翻毛皮鞋,只有每年冬天才拿出来穿,而尺码正巧是42码!
翻毛皮鞋是劳保鞋,当时的市场价大致是10元钱左右,而一个中学教师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对一个农民来说,其金贵程度可想而知。
突然一天,黑皮捂着衣服来找我,表情有些狡黠。我急忙将他引入我的小屋。他迫不及待地坐到床上,拉开衣襟,顿时,眼前一片白光直晃——白花花的一堆桃!
我们两人饿鬼投胎似的,没多长时间地上便只剩一堆桃核。有了饱腹感便觉得天朗气清,我们满足地捡拾干净桃核,又像销赃的贼似的,一溜烟“飘”出家门,急急忙忙上了乌龟山,连话都不敢说。乌龟山上堆了许多去年囤积的稻草,生产队专门用来喂牛,草垛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
原来,黑皮下午就去找了大发寿,商定了用他爸的皮鞋换200个桃子。他先给了大发寿一只鞋,拿到了50个桃。约好给完200个桃后,再将另一只鞋给他。
不料没过几天,大发寿的父母将桃摘去卖了,总共只兑现了120个桃。后来这事被我们逐渐淡忘。转眼到了冬天,突然有一天,黑皮的母亲整理衣物、准备冬衣的时候,发现丈夫的皮鞋只剩一只,找了两天都没找到,最后只好遗憾地将那只鞋扔了。而大发寿也自始至终只有一只皮鞋。
与我和黑皮玩得最好的还有一个朋友,乳名叫保桩,是家中“幺儿”,很受宠。他的父母老来得子,总是“宝啊”“宝”地喊他,于是我们也管他叫“宝”。他家院外有一棵桑树,每年桑果成熟时都看得很紧,只有我和黑皮去,才会被允许上树采桑果吃。后来,宝去上了警校,我和黑皮则又在临沧一中相遇。
中考那年,我和黑皮同时被当时还是中专的临沧师范录取,但我俩不约而同地选择去上高中。
高中时期,我和黑皮没有太多交集,朋友圈也发生了变化,印象最深的是我曾帮黑皮修改过情书。我和他在座位上写啊写,写了撕,撕了又写,临下晚自习时急匆匆往前走,假装不经意地把情书放在女生的桌上,然后冲到大门口候着。
黑皮与那位女生最终没走到一起。有人开玩笑问他:“你女朋友呢?”他就说:“那远远处去了。”意思是他没有女朋友了。高考那年,受电视剧的影响,黑皮铁了心学要法律。后来,他成为了我们老家恢复高考后第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生。
如今,每次我和黑皮聊天,说起童年往事、回忆当年上学的艰苦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感慨万千。(马非)

责编:张靖雯、王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