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医院女医师协会“品味云端·书香乐韵·叙事医学”特别活动，在上海朵云书院启幕。第一篇章“叙事的温度・在故事中听见医学的回响”，以一场叙事医学沙龙拉开序幕。
侯英勇教授在现场分享新书
协会特别邀请“上海最美女医师”、病理科侯英勇教授，在现场分享了她的人文新作《铿锵玫瑰 医路前行》，并进行了签名赠书环节。她以沉静而真挚的语言，将文字背后的人文思索与行医感悟娓娓道来。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她在被称为“医生的医生”的岗位上，已默默耕耘了30年。
对大多数人而言，病理科是神秘而陌生的。他们虽不直接面对患者，却凭借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为临床诊疗提供着关键依据。
一个好医生，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他或她应当具备怎样的精神内核？侯英勇医生的经历，呈现了一个温暖而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个故事的开端，在安徽山村。
山村里照进“上海医生”之光
侯英勇出生于1969年，在安徽宁国的一个小山村里长大。那时的皖南山区，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书里描绘了两个改变她命运轨迹的瞬间。
第一个瞬间，是1977年的一个傍晚，她的大伯意外骨折。乡亲们用板车拉着大伯，连夜送到了由上海支援建设的古田医院。结果，20天后，原本动弹不得的大伯，竟然能扶着墙下地走路了。这件事在小小的侯英勇心里，种下了第一颗种子。
第二个瞬间，1983年，她的爷爷为了救一个跑到公路中间的孩子，被货车上滚落的毛竹砸成重伤，颅脑损伤加上下颌骨骨折。县医院束手无策，建议转院。在几乎绝望之际，她的妈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爷爷送到了另一所上海医生支援的东方红医院。
张天锡、王甘聪两位上海医生连夜手术，硬是把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更让人动容的是，爷爷头上剩余的缝线，还是年幼的侯英勇，用自己的小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掉的。
从此，“上海医生水平高、对人好”这句话，成了她妈妈的口头禅，也成了刻在她心里的烙印。
每天，村口都有一趟开往上海的客车经过。侯英勇看着车身上“上海”两个字，心里充满了向往。她在书里写道，那时她就想：“要是能成为这样的医生，就能帮更多人了。”
这颗种子，在1988年爷爷去世时破土而出了。妈妈红着眼眶说了一句：“要是古田医院没撤，有上海医生在，你爷爷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那时她刚考上医学院，虽然因为档案错放，阴差阳错地进入了皖南医学院，但她站在爷爷坟前，默默许下心愿：将来一定要成为“上海医生”，把这份救命的温暖，传递下去。
求真与持续随访
2002年，侯英勇如愿以偿，拿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入职通知，真正成为了她童年向往的“上海医生”。但梦想照进现实，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挑战。
她主攻的领域是胃肠间质瘤。在当时，这是一个连良恶性判断在国内外都没有统一标准的难题。
书里讲了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病例。那是在1998年，她还在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工作时，接诊了一位74岁的老奶奶。老人胃里的肿瘤，细胞形态很特别，找不到典型的恶性证据。侯英勇陷入了极度的纠结：“报恶性，患者要承受化疗的痛苦；报良性，万一复发怎么办？”
她下班后留在科室反复琢磨，甚至跑到外科病房去问主刀医生：“要是按恶性治，您会用什么方案？”最终，在上级医生的建议下，她在报告上写了“高分化平滑肌肉瘤”——特意加上“高分化”三个字，是想给患者留一丝希望，暗示恶性程度不高。
但故事到这里，侯英勇做了一件事：她心里始终不踏实，特意抄下了患者家属的地址和BP机号，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随访。
十年啊，这意味着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心里始终牵挂着一位陌生的老人。直到2008年3月，患者的孙女在电话里告诉她：“奶奶还能自己做饭洗衣。”听到这句话，侯英勇悬了十年的心才终于放下，而她也就此顿悟。
她在书里是这么总结这个顿悟的：“其实，一个病理医生不但要做出诊断报告，还要知道患者前后的治疗，了解治疗之后的情况，还要做随访，这样才能从病人身上得到经验，再去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这句话，是整个侯英勇医生方法论的核心。她把诊断，从一个静态的、瞬间的判断，变成了一个动态的、长期的、闭环的追踪过程。这“多余的”一步，这“额外的”十年，塑造了她独特的行医风格。
到了中山医院后，她把这份“较真”做到了极致。为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胃肠间质瘤诊断标准，她乘着公交车跑遍上海12家医院，在肿瘤医院的档案室里通宵达旦地翻找旧病例。没有进口的先进设备，她就自己动手，用石蜡块、硬纸板反复试验，硬是发明出了能批量制作组织芯片的技术，还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发明奖。
她说：“农村长大的孩子，最不怕‘自己动手’。”二十多年过去，她和团队收集的病例超过25000例，提炼出12个关键诊断指标，建立了更贴合中国患者的诊断方法。她说：“毕竟把一些被判决坠入深谷的病人拉上来了，不用再受无妄之灾。”
精准诊断疗愈人心
书里有一个“让很多读者泪目”的故事。2022年11月，一位从黑龙江大庆来的女患者，孤身一人坐在她面前，手紧紧捂着胃部，语气急切地说：“侯医生，我等了好久，我的病肯定很重。”
然而，侯英勇打开切片盒，发现里面只有一张HE染色切片，显示的仅仅是轻微的胃黏膜炎症，连癌前病变都算不上。她如实告知：“您这只是轻度肠化生，不严重。”
话音刚落，患者突然就红了眼眶，说：“我在百度上查了，肠化生会癌变，我一个人来上海，要是得了癌症可怎么办？”
侯医生没有因为这是个“小病”而简单打发患者离开，而是心里一动，敏锐地观察到“其他患者都有家属陪同，唯独她孤身一人”。她轻声问了一句：“家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原来，她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独自一人照顾孩子，身心俱疲，巨大的压力转化为了对疾病的恐惧。
侯英勇对学生说，把后面的患者稍作安抚。然后，她静静地陪着这位素昧平生的患者，对她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等她情绪平复，又帮她联系内镜中心，安排最快的复查流程，让她能尽快拿到安心的报告。
后来，这位患者复查结果依旧是“黏膜慢性炎”。她特意到病理科致谢，拉着侯英勇的手说：“您不仅告诉我病不重，还愿意听我说心里话，这比吃药还管用。”
她的“火眼金睛”，不仅用来看切片，更用来看“患者藏在表情里的心事”。
好医生是“带”出来的
侯英勇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好医生的温暖需要代代相传。在中山医院病理科，她创立并坚持了一个长达8年的传统——每日晨课。
378期晨课，没有固定教材，却是年轻医生成长最快的课堂。她会带着大家逐张分析切片，也会讲自己当年随访患者的经历。她推行ROSE床旁快速病理评价技术，被称作“病理科送给临床医生的一支‘玫瑰’”。为了教会年轻人，她可以陪着新人在气管镜室待上整整一个月。
最难得的是，她在教学中从不回避自己的失误。她会主动跟年轻医生分享自己早年的误诊经历：“我当年也把神经鞘瘤误诊过，重要的是从错里学。”
这种坦诚，营造了一种极其宝贵的团队文化：不怕出错，只怕不成长。她不仅传授技术，更在传递一种价值观：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患者的关怀。
她从安徽山村走来，如今又带着团队回到安徽宁国义诊，重访古田医院旧址，完成一种精神的轮回。
她在书中写道：“上海医生不仅要成为医疗技术高地的代名词，更要成为医疗人文高地的代名词。” 这正是她30年行医路的写照。
责编：秦雅楠、王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