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搜索 海外网首页移动客户端评论资讯财经华人台湾香港城市历史社区视频新加坡德国荷兰滚动

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2015-09-15 09:16:09来源:中国青年报 分享:
字号:

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何苦在送货途中。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左一为何苦 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租住的房屋被拆除,何苦和老黄当晚不得不露宿街头。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何苦曾经是优秀的部队宣传工作者,图为他在服役期间的工作照。 照片由何苦提供

  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找寻走散的雇主6小时只要10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一个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迟迟未归。他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等公交回家时接到 “业务”,50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伞自顾自地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跟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几条街,和雇主走散了。

  这不是老黄的“业务地盘”,道路不熟,不得不原路折返,却没有雇主踪影。老黄挑着两大包东西来来回回地找,依然没找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等了4个多小时,外套被淋湿,感冒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将物品交给警察,“干了活却拿不到钱”。他曾在挑布料时与雇主走失了,坐在石梯上等了一下午直到中暑。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他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当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元布料”立了案,老黄付出了汗水,却没拿到工钱。

  等到晚上11点,感冒得撑不住的老黄不得不试图放弃20元工钱,把东西挑去找警察。可是,这一次,雇主却报警说60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万元。

  半夜时分,老黄在警务站等到了雇主,正在着急的雇主非常感谢,坚持要给100元,但老黄只收下了约定的20元,“我挑着找你半天,你得加付我10元”,执意找回剩下的70元。

  去医院,“想想就心疼”

  2014年5月26日晚,老黄从自力巷53号的楼梯上摔落,脚跷在楼梯下沿梯板上,身子别在梯脚和墙角之间,呼吸很不顺畅。老黄被扶起来放到床上,身体软软的,如同一瘫烂泥。何苦拨通了120,还没来得及说出方位,原本像烂泥一样的老黄竟然如同被电击般从床上腾地弹了起来,伸手抢电话。

  老黄曾因为摔倒而上医院,检查花了一两千,“想起来就心疼。”第二天一大早,老黄又扛起棒棒干了两个搬家的业务。

  端午节后,老黄再次出事,舀水时,右半边身体再度突然发麻。何苦苦苦劝说,他勉强同意去诊所。

  “低压120,高压200,老人家,你的血管儿都快要胀破了!快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开不得玩笑哟。”凯旋路胡同的小诊所里,女医生表情凝重。

  老黄先是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又不当回事,“就是血压高一点嘛,我觉得没得啥子大事,这几天都还挑得起一两百斤,嘿嘿。”

  “老人家,那算你命大不该死,血压没降下来之前,你千万不能干重活,不能摔跟头,容易脑溢血哟!”

  “我是个棒棒,没钱去大医院,你就给我开一点便宜的药嘛!”老黄亮出了身份,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女医生叹着气开出了药方,几种药片加起来不到30元钱。她再三声明,药只能暂时控制,可以救急但是救不了命,如果降不下来或者身体继续麻木,就必须去大医院。

  老黄觉得医生危言耸听,甚至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危及生命的大毛病。他反复叮嘱何苦不能把医生的话告诉女儿。第二天,老黄依然扛着棒棒走进解放碑的人流、车流当中。

  “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不要”

  一天傍晚,当天只挣了18元的师徒俩正沮丧地准备收工,绰号“张麻子”的小老板找到他们,说要搬5架双层铁床,从四楼搬到街对面的二楼,每架5元,共25元。

  老黄和张麻子打过不少交道,知道对方特别精明。老黄进屋后,先不着急干活,当面认真清点。已经拆卸完毕的铁床零部件堆放得乱七八遭,老黄一点不怕麻烦,按照每架床的基本构成要素较真地清点。

  张麻子在一旁信誓旦旦:“要是多出一架,我就把它吃了”。老黄没有因为对方撂下的狠话而放松,他的认真很快就有了回报:果然是6架,铁证如山,张麻子只好干笑着把运费加到了30元。

  老黄一边捆绑床架,一边向张麻子重申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我一分也不会要”。在楼道里搬运铁床特别费劲。搬运途中,老黄非常后悔接了这单业务,几次要求张麻子加10元,但是张麻子一直假装没听见。

  虽然觉得亏了,老黄依然坚持搬完,师徒俩往返3趟,耗时80多分钟,全身臭汗。尽管老黄不停地唠叨工钱太低,张麻子最终还是只给了30元。老黄似乎心有不甘,离开的时候死皮赖脸地“借”走了一把电水壶,张麻子也没好意思强行阻止。

  公平合理原则在棒棒的世界里无处不在。何苦和老黄一起挑30袋大米,第一次,老黄主动挑8袋,让何苦挑7袋;第二次,老黄就很自然地选择了7袋,心安理得地留给何苦8袋。“钉就是钉,铆就是铆。”他说。

  棒棒善良却被人诈骗

  今年2月底,老黄的朋友老杭回来了。老杭是《最后的棒棒》的另一主角。67岁的老杭是重庆南川人,曾和老黄并肩在五一路当棒棒10多年,被圈里誉为“自力巷二老”。去年11月,老杭因腿部骨胳酸疼肿胀离开了解放碑。

  为了摆脱贫困,老杭夫妻俩一起外出,老杭当棒棒,妻子在餐厅打工,却和同事好上了。孤独的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做着棒棒,却时常遭受生活的戏弄。

  这些年,老杭先后4次被盗,其中3次损失惨重,最多的1万元,最少的2000元。一天晚上,他梦见钓起来很多死鱼,这个“感觉要破财”的梦让他担心起兜里的血汗钱。

  他一早就去银行,等待开门。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过来搭讪,两支烟后,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南川老乡,再发展为本村的老乡。男人说他是“撤乡并镇”之前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社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

  “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他又给老杭透露“内幕消息”,说最近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领150元直到死。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

  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盼着养老保障。他第一次打车,和对方去工人文化宫,他付了17元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

  按照对方提出的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1100元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按照对方要求坐在院子里等,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小时后,老杭按捺不住激动,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去张望,发现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老杭的钱夹里只剩最后5元。

  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

  自力巷里没有情人节,但是身在都市,棒棒也知道情人节。大石是棒棒,也是自力巷53号的“二手房东”,从老板中租下这房子,再转租给棒棒们。

  2月15日,几名棒棒午后闲聊,这是大家分享最新信息的主要平台。爱看报的棒棒河南率先把话题引到情人节,比如玫瑰花卖到几十元一支、多少酒店预定一空、今年的这种双节需要多少年一遇等。

  讨论让大石若有所思。何苦凑过去开玩笑,问大石昨天有没有给老婆买花?大石内疚地说,结婚34年,进城33年,老婆从青春少女到如今成为奶奶,从未像城市人一样收到过鲜花。年轻时送不起,现在没那分浪漫情调了。

  大石说,昨天的日子特别,听说19年才能赶上一回,下一回得等到2033年。看到很多人给老婆买玫瑰,自己也想买,但是太贵了,最便宜的也要一支十四五元,纠结半天没下手。

  看到大石一脸惭愧,大家七嘴八舌给他出主意。“不就是送个花吗?昨天的玫瑰是有点贵,咱们就哪天便宜哪天送。”老甘说。“今天就是棒棒的情人节,只要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河南也在一边煽情。

  架不住七嘴八舌的煽动,大石动心了,“老伴跟他辛苦了一辈子,就算把兜里的钱花光也无所谓”。玫瑰已经大降价了,大石还是觉得贵,跑了好几家花店,最终以4元/支的价钱买了3支。

  手捧鲜花见到老伴,大石准备了一下午的词汇忘得干干净净。一句“老婆你辛苦了”,竟然也说得结结巴巴。老伴第一次收到丈夫送的鲜花,笑脸瞬间绽放,鲜艳如花。

  老伴在厨房对大石进行了“逼供”,问买玫瑰花到底花了多少钱?怕老婆开心的时候又心疼钱,他生平第一次跟老婆撒了谎,说买这些玫瑰总共只花了6元。

责编:赵雪娇

关键词:农民工,老黄,张麻子,业务,最后的棒棒 聚合阅读
分享/关注:
评论:

相关新闻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