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12月18日电 2020年12月17日，即将离任的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大使张向晨在世贸组织今年第五次总理事会上就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市场导向条件等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并发表了临别感言。
张向晨大使发言如下：
临别感言
主席先生，
亲爱的同事们，几天后我就要离任回国了，感谢大家的美好祝愿。离别总是匆匆。在过去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艰难时刻。逆境中的执守是最为难得的，正因为如此，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情谊。天冷了，树叶都掉光了，但我在院子里栽下的那株玉兰却结着一簇簇绿绿的硕大的花苞，明年四月初就会盛开。我虽然看不到了，但我相信，日内瓦的下一个春天一定会很美。以后，我人在北京，心还在日内瓦。Ne m'oublie pas.
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
主席先生，
上次总理事会关于美国发展提案的辩论结束后，一位资深的秘书处官员一脸苦笑对我说，“这种辩论真是对外交官耐心的一种考验啊。”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翻译成非外交语言就是，“你们这帮人就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问题争论不休，真是让人烦透了！”
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我自己的耐心通常也只是针对女士和孩子们。但是，我不能阻止美方提出提案，我甚至引用过总理事会议事规则中有关不要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的规定，也无济于事。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中国，我不能不做出回应。
为了减轻我的那位秘书处朋友的焦虑，我今天不准备重复我讲过的观点，也不打算再罗列一大堆事实和数据。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针对美国大使谢伊上次讲的一句话，“经济上更为发达一些的国家显然有能力通过谈判获得其所需要的灵活性，而不应再享受全面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那是2001年6月7日的晚上，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忽然有人发现，作为主持人的中国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都不见了，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回到会议大厅。他们去哪儿了？其实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一个遗留问题—中国农业的补贴水平，是按照美国坚持的发达国家的标准（即农业总产值的5%），还是按照中国坚持的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即农业总产值的10%）进行谈判。我当时作为中国部长的助手一直在那间屋子里。
双方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各自立场，相持不下。此后，佐立克提出7.5%，称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间点，而中间点是任何一场谈判都应该可以接受的标准。石广生部长回应，不接受美国所说的中间点的谈判标准，对10%这一发展中国家标准的哪怕一点点的偏离都是中方为谈判达成协议做出的让步。作为对美方灵活性的回应，中方可考虑接受9%。
请允许我补充一个背景。美国在谈判中之所以离开原来5%的立场，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1995年3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与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长吴仪女士发表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联合声明有关。在声明第七段，美国承诺，“美国和中国将在一个灵活、务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并且同意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可以说，这个声明构成了中美世贸组织协议最终达成的重要政策基础。而为了就上面提到的那句话达成协议，双方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我本人全程参与了。
正是由于这个背景，虽然立场有差异，双方却并未就中国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和该不该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进行争论。佐立克说，“我们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已经是跨出了一大步，”但他仍然认为9%的数字太高了，理由是中国当时的实际补贴水平很低。石广生部长回应：“目前有多少补贴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我们要求的是这个权利。”
沉默、相持、休会、越洋电话……，
复会后，美国从7.5%提高到了8%，中国从9%降到了8.5%。
沉默、相持、休会、越洋电话……，
请让我把整个晚上的故事截短，双方最终同意8.5%，协议达成。此时，东方既白，江上驳船穿梭，汽笛长鸣。
8.5%与7.5%只差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呢？相当于200亿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摊到中国两亿多农民身上，每个人也只有约100美元。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中方在1995年推动美国承诺以务实的方式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待遇问题，以及在谈判最后阶段的据理力争，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这宝贵的1个百分点的，甚至连7.5%的水平都难以得到，就像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未能获得主要谈判方对其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承诺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接受5%的水平。
故事并没有结束。正如我们当年所预见的那样，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增长。我们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到的政策空间也渐渐地显得捉襟见肘，不敷使用了。
雪上加霜的是，2019年2月和4月，我们遗憾地在世贸组织输了两个农业官司。我至今也不能认同专家组关于“适格产量”（QEP）的界定——即使用年度总产量而非实际收购量作为计算补贴的基础。专家组成员显然对中国的农产品收购制度缺乏深入了解，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出于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尊重，我们还是接受了裁决，并正在按照规定的时限进行整改，这意味着中国农业支持的分母被人为地扩大，支持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政策调整将涉及到近1亿小麦和水稻种植农户的生计。
历史并未走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灯火映在黄浦江上的粼粼波光，至今历历在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全面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从来就不存在，要在谈判中争取到有实际意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必须依托乌拉圭回合协定赋予的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争取到的制度性权利，绝不能轻言放弃。这种权利与仅凭谈判者个人的口舌之利或寄望于对方的怜悯和施舍获得某些灵活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市场导向条件”
主席先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中，市场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这是个常识。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谁在挑战这个常识？是谁在破坏“最惠国待遇”这样的通行国际市场规则，是谁在人为地改变和阻碍国际市场要素的流动？是谁要把世贸组织带回到谁的拳头大谁就掌握真理的旧时代？谢伊大使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提及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报告中的建议，我脑海中立刻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是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钢铁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从而扭曲正常的贸易？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不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做法，不有效地阻止今后出现类似的系统性破坏，在这里空谈市场导向，我们就会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荒唐可笑。
谢伊大使在7月份总理事会上说过，“市场导向条件不是要否定或干预政府治理和监督管理政策，而是为了确保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提案中的“市场导向”标准，并非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来自其国内法有关反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在现实中，美国按照自己制定的这些标准，对一国经济任意定性，普遍适用个案调查，武断采取“替代国”做法，让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吃尽了苦头。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到，这些标准与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格格不入。
反补贴领域也是一样。我给大家讲一个实例。位于中国山西偏僻乡村的一家小企业，生产普通的铸铁污水管，却在2018年7月莫名其妙地遭到美国的反补贴调查，而且被认定的补贴率高达34.87%。这样明显荒唐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呢？第一，以中国存在国有企业为由推定中国要素市场严重扭曲；第二，采用第三国市场要素价格代替中国真实市场价格来计算补贴利益。按此推导，这家企业从政府得到铁矿石、废铁、焦炭、电力乃至贷款利率等各种补贴一大堆。而实际上，这些补贴纯属子虚乌有，这家企业真正可能来自政府的资助只有0.12%。错误地使用人为市场标准夸大别国补贴的情况，可以从圣加仑大学伊文尼特教授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市场导向条件”，听上去很美好。我的厨师周末喜欢到山上采蘑菇，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告诉我，越是看上去色彩艳丽的蘑菇越是要当心，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有毒的。
责编：张振、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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