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回国已五十九年了，五十九年在人生的旅途中，既短暂，又漫长。然而使我难于忘怀的，却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渡过的“侨生”生活。近年来，我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思念当年在一起生活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彼此间结下的深厚 情谊。
2010年7月贵州省、贵阳市领导向廖中才等印尼归侨颁发回国五十周年纪念证书。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印尼的华侨学生（简称侨生）中，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大批华侨学生要求回国读书或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立志报效祖国。我于1960年7月11日，告别了父母亲友，踏上了回国的归途。我们乘坐的“沙丹那”号客轮，从苏北勿拉湾港岀发， 途经新加坡、香港，从深圳罗湖桥入境于7月 18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石碑华侨补习学校，在那里进行短期修整。我们既想念海外亲人又不习惯补校的生活环境。但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分配到何处去的问题。当时，内地省区的接待组派人到学生中去做工作，介绍该省区的情况，还放映电影或幻灯片。通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学习，接待组领导进行分配动员，同时叫每一位侨生填写分配志愿表。这批侨生多数祖籍在广东福建，虽然他们希望能分配回原籍或沿海城市，但大家考虑到当时国家正遇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不要再给组织增添麻烦，因而都表示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乘坐“沙丹那”号轮的侨生与另一批从椰城乘"美上美”号轮的侨生一起共近500名被分配到贵州省贵阳市。两批侨生组织成为一个大队，大队长是钟景强，副队长是张德表。8月10日，由贵州省侨务处接待组人员带领乗专列前往。
8月12日下午3时，我们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贵阳站，站台上罗鼓喧天，有关部门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出站后，只见广场 彩旗飘扬，身著民族服装的文艺工作者载歌载舞，这热情洋溢的场面，使大家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倍感祖国温暖。接侨组带领我们分乘十几辆大巴士从火车站岀发，穿越中华路、延安路等主要街道，让我们参观市容，然后送到省府路招待所住下。初次到贵阳，觉得街道狭窄，房屋破旧，人们衣着单调，城市卫生也差，我们对贵阳的印象并不太好。同学们带的行李较多，采用大木箱或大藤包装，几乎每人都带有自行车。为此，接待组把省府路小学一楼腾出来给大家堆放行李。侨生们带来的行李物品花色品种很多；铺笼帐盖、四季服装、文具用品、生活用具、粮油食品，甚至钮扣针线都带回来；有的人还带有部份当时国内较紧缺的小商品，如橡胶制品，自行车零件等，准备变卖后作为读书及生活费用。为方便侨生岀售，外贸部门在招待所内设有收购站。
当时侨生住在招待所，由省侨务处负责安排活动。白天组织大家听报告，开座谈会， 参观工厂和学校；晚上观看戏剧或文娱节目，还组织篮球比赛等体育活动。贵州系内陆省份，当时没有对外开放，来贵阳的华侨很少，像我们这样成批的侨生到贵阳定居还是首次。另外，当时侨生的穿著打扮与众不同，男生留长发、梳大包头、穿花衬衣、牛仔裤；女生穿套裙时装、穿高跟鞋、烫头发，这在当时都属“封、资、修”之列，人们都当作奇闻传播。因 此我们外出参观或上街时，总要跟着一条长 长的“尾巴”看热闹的人群，主要是小孩。
经过半个月的参观学习、座谈、个别谈心，侨务处根据侨生的具体情况和本人志愿、拟定分配方案；贵州大学145人，贵阳医学院4人，贵阳师范学院1人，贵州体专1人，贵阳六中210人，贵阳第一卫校47人，贵阳第二卫校63人，实验小学4人。我被分配到贵阳六中。
贵阳六中是贵阳市较好的中学之一，不管是环境校容、师资设备或教学质量在当时的贵州省都名列前茅。学校为了接待这批侨生，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动员原来的寄宿生转学，专门腾出一幢三层楼的宿舍给我们住；在教学楼腾出三个大教室供同学们堆放行李；指派三位老师专职做侨生管理工作。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学校认真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在学生食堂二楼专设侨生食堂，尽最大努力让侨生吃饱吃好。对于经济上有困难，没有侨汇收入的侨生，学校则采取“全包”起来的办法，即吃、住、学习和生活费用全由学校提供。在学习上，对学习成绩较差的侨生则派出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当时省侨务处和学校负责人经常深入侨生宿舍，与侨生们谈心，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1961年春节期间，为了使侨生高兴地度过回国后第一个春节，省侨务处把全市侨生集中起来，在省府路招待所举办为期7天的联欢活动。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对 当时侨生度过回国初遇到的3年生活困难时期，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谈起这些事，不论现在仍在国内工作，还是在港澳定居的当年侨生都很感激。在省政府有关部门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下，同学们的思想、学习进步都很快。从1961年到1965年，都有侨生考入省内外大专院校。当时录取侨生的院校有：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我于1963年考入贵州工学院。部份考不上大学的侨生，学校开办了补习班，补习一年后翌年再参加高考。最后仍有少量考不上大学的侨生，根据本人志愿，有的安排就业，有的转学到云南省昆明华侨补校。至此，侨生逐渐分散到各院校，与国内学生融为一体，走上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
1960年分配来贵州的这批侨生既是第一批也是最后的一批。此后，只有零星侨生安置到我省。这批侨生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地，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期，不少人因“海外关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帮”跨台后，经过拨乱反正,侨务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不少因海外关系受到牵连的侨生得以彻底平反。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广大归侨步入了新的春天。当年的侨生现在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担任了厂长、经理、高级 工程师、教授，有的当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此外，相当一部份人到港澳国外与亲人团聚或继承财产。到2000年左右，在香港定居的有近三百人，其中有些人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事业有成，个别人已成为企业家，拥有资产达数亿。90年代末，我曾多次到香港，在与他们聚会中，大家共同回忆当年在贵州的侨生生活和经历。当我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尤其是贵阳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他们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们对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政府给予侨生的关怀和照顾十分感激，对“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所受的冲击表示理解，对贵州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鼓舞。他们对贵州怀有浓厚的感情，纷纷表示，贵州是培育他们成长的第二故乡，要经常回来看望老师、同学和同事，尽力为贵州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献计出力，为贵州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牵线搭桥。
虽然我们都已经退休，但我们仍然经常受邀参加侨联的活动，关注侨务事业发展，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老侨的关爱。回顾往事，眼见今朝，展望未来，我感慨万千，信心百倍。我们这代侨生，经过五十九年风风雨雨的磨练，其间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坎坷和困难，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从事何种工作，既是身处逆境中，我们都无怨无悔，始终没有改变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没有改变当年回国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让我欣慰的是，在我的一生中，能尽一己之力为祖国侨务事业做点贡献，如此也就心满意足。（印尼归侨 廖中才）
（贵州省侨联供稿）
责编：童芳、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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