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出发，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手段，是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积累、共同传承，因此也必然共同享用的生存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根本上，从源头上给予了论述。文化是人类相互滋养、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最重要的民族特性，不仅如此，在人类各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文化既能起到相互滋养、相互借鉴的作用，还具有相互砥砺甚至是相互竞争的特性。换句话来说，文化也是在各民族的交往和竞争中存在。文化在，民族就在；文化不在，民族便无迹可寻。有鉴于此，我们说，知识和文化是联结人类的天然纽带。
知识和文化把人类天然地联结在了一起，人类也就天然地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认识到这一点和理解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能为这个命运共同体付诸努力就更不容易，更不是简单的事。今天我们仍看到战火硝烟遍布世界各地，那是人类命运的哀鸣，更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缘由和动力。关于人类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知识和文化，知识和文化把人类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们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这条清晰的轨迹从文明起源到现代社会的形成，一直贯穿到网络互联互通的今天。限于篇幅，我们仅以学术界公认的文明诞生的三大标志为例，加以简要阐释。
一、 文字：人类共同的财富
文明诞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所谓现代文明，其主要成果绝大多数都拜古人所赐，是古代众多民族群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人主要是享受者，而不是创造者，最多是发扬光大者。最突出的，或者说，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字，“文字是历史遗赠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语言的出现和文字的发明不仅是把人从动物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最重要的事件，不同语言和文字还是把不同民族区分开来的标志性符号，语言文字还是文明创造和发展的基础，几乎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语言文字，人类的文明几乎接近归零。
语言自远古出现，文字为古人发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明与文化学家都一致认为，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最重要标志，人类自有了文字，开始进入有据可查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才开始拉开历史的帷幕。在文字之前，人类的过往，在学术上只能被称为“史前”。文字的起源和演变首先大体上经历了由图画文字到图形文字，由图形文字到象形文字，由象形文字到规形文字（规范字型）的过程。在由“象形”到“规形”的演变阶段，出现了两条道路的分叉。一条道路导致了字母文字的出现，另一条道路导致了象形或规形文字的标准化。
先说字母文字的发展之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文字包括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还有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以及中国的殷商甲骨文等。其中楔形文字体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很广，一度成为古代近东的国际性语言，这一地区的许多古代民族都采用了楔形文字体系，又都有自己的地区特点，形成了区域性的语言，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方言。比如，在苏美尔人楔形文字之后，出现了阿卡德语，以及巴比伦方言和亚述方言，还有赫梯语、阿拉米语和乌加里特语等。象形文字都有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其中的“形”是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则为字母符号，没有音只有形的文字便说不出口，便无法传播、流行。苏美尔文字最早的表音符号出现在公元前第3千纪初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到公元前第3千纪前半期，音节符号已广泛使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苏美尔语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充分发挥起表音符号的作用，阿卡德人在阿卡德语中充分发挥了表音符号的作用，使阿卡德语具有了更多的音节价值。后来有的民族率先把这种音节价值符号发展成了字母文字，即把表音符号变成了正式文字，而放弃了表意符号即字形，这可能就是字母文字的起源。
至于是哪个民族最早发明或使用了字母文字，学术界至今存在很大的争论，未有定论。传统的或最常见的观点把这一功劳归给了腓尼基人，这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记载，典型代表是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说到，腓尼基人把字母文字带给了希腊人。据他记载：“盖披拉人所属的、这些和卡得莫司一道来的腓尼基人定居在这个地方，他们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又增加了新内容，他说埃及人“自称是字母的发明者”，“他们认为，曾称雄海上的腓尼基人把这种知识从埃及输入希腊，结果借用字母的腓尼基人却取得了发明字母的声誉。”希罗多德和塔西佗关于腓尼基人把字母文字传给希腊人的说法应该可信，但希罗多德并没有说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文字。另一位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希库鲁斯明确指出，“叙利亚人是字母文字的发明者，腓尼基人从叙利亚人那里学到了字母文字，他们对一些字母在形式上做了修改，然后又传给了希腊人。”狄奥多鲁斯所说的叙利亚人指的是阿拉米人（Aramaeans），阿拉米人是生活在叙利亚的古代民族。在靠近今阿勒颇的泰尔· 哈拉夫（Tell Halaf） 和阿尔斯兰·塔什（Arslan Tash）等地发现了一些阿拉米语文献，它们属于公元前9 世纪（约公元前 850 年）。这一时期的阿拉米人在亚述帝国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亚述帝国的宫廷中有很多阿拉米人从事书记官和翻译工作。阿拉米语和阿卡德语（亚述语）成为亚述帝国的两大官方语言，国之重大事项，尤其是国王征战的事迹和战利品清点，都是同时用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记载。我们在战争浮雕等文物中看到，两名书记官同时并立而书，一名书记官用阿卡德语在泥板上用楔形文字刻写，另一名书记官在纸草卷上用阿拉米语字母书写。发明字母文字的功劳归于谁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和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古代东方诸多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东方民族把字母文字传到希腊，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希腊语不仅成为西方字母文字的源头之一，还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至于由象形文字发展到字形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文字，脉络比字母文字更清晰，也不存在“争功”之事，汉字便是典型代表，汉字及其文化的源远流长，提供了清晰、鲜活的案例。汉字由图形到象形，再由象形到繁体字和简化汉字的规范化过程，是有充分的文献基础的。汉字的传播和对外影响，尤其是对日本语和朝鲜语乃至对日本和朝鲜文化的影响，也是有充分的文献依据的。对此进行论述和阐释，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只想说，以汉字为典型代表的规形文字不仅形成了另一种与字母文字并列的文字系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字文化圈。无论是字母文字及其文化圈，还是规形文字及其文化圈，都体现了人类共创、共享的历史实践。
二、 城市：文明的共生品
文明诞生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的出现。城市出现后，人类文明的轨迹就沿着这条轨道坚定不移地前行，虽然人类各民族的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其主旨和本质却从未发生过根本变化。至今，城市仍然是文明发展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发展人性和彰显人性最主要的方式。城市在各不同地区诞生之后，便呈现出内在的向心力，即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和相同的特质。当然过分吸引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即相互竞争甚至战争，这也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正是具有相同的基因和特质，当今的世界城市，比以往具有更多的亲和力，每个城市又都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吸引着世界的脚步。而距离我们越是久远，我们越是了解甚少的城市，越具有神秘的色彩，因此也越具有吸引力，越能激发人们躬身探幽的冲动。这时的城市便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共同的命运家园。
西方学术界都熟知一个短语，即“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或“城市中弥漫自由的空气”。“自由”就是城市基因和特质的由来，自由交换、自由交通和自由交流堪称城市的“三大自由”，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属性和使命。自由交换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商品经济特征之上，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最早的城市便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即使不是追溯到公元前第3千纪，也要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商品经济不仅是城市的主要特征，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式。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而产品和以企业组织的方式生产产品，是满足这一需求唯一长期有效的方式，因此也是维持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唯一长期有效的方式。可以说，需求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迄今，人类文明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或产业化之路。
自由交换必然要求自由交通，我们所说的自由交通是指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尤其是城市外部的或对外交通条件。交通运输条件是影响商品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人类最早的城市都诞生在江河湖海便利的水路航线上。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水路是自然的交通运输条件，而建设陆路交通相对要困难得多。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时间在公元前第4千纪。后来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情况也大致类似，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国家的边界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高度发达的罗马城市从来没有在这条线之外出现过”。
自由交流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授、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市民知识化，因此文化是城市的精神和灵魂。在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即学校和专门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出现了专门的知识生产机构和信息搜集机构；出现了专门的知识创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出现了专门传授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载体——图书和专门收藏图书的图书馆和专门销售图书的书店。因此，书店在城市中显得有点特立独行，读者也不同于一般商品的消费者。知识和文化成为了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掌握先进知识与文化的公民便成为了民族和国家向上的力量。促进学术、科技与文化繁荣，自然成为民族国家的使命。
“三大自由”铸就了城市的三大中心地位，即商业中心或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或交通中枢和文化中心。这“三大中心”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指向了对内和对外的联系、联络和联合。商业贸易本身是“外联”性质；交通本身更是连接内外，使之互联互通。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播也具有跨地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需求，因此知识传播与商业模式、城市化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因此，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最重要方式，天然就具有相互联合、共同命运的特征。自古至今，世界许多著名城市要么以商贸之都，要么以文化之都，要么以中转要道之名，连接着世界各民族，也因此享受着更多的荣耀。人类最早的城市之一、苏美尔名城乌尔很早的时候就开展对外贸易，到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的古巴比伦时期，乌尔城成为巴比伦对外贸易之都；更为著名的巴比伦城，在公元前7世纪的新巴比伦时期不仅以空中花园著称于世，同时巴比伦城还是各国“商贾云集”的国际大都会；在古典时期的希腊，雅典城更是其最亮丽的名片；当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内湖之时，罗马城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的中心；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名城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学术研究中心和文化传播中心，它不仅拥有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云集于此研习学问，然后再由此传向世界。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就多达3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被称为“沙漠威尼斯”的佩特拉城，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商道的绝佳位置，曾经连接世界的商贸中心，这些因素“使它成为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不仅见证了众多的刀光剑影，更以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激荡、兼容和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气度为世人称羡；中国汉唐盛世的都城长安，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它以内陆城市而发展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城市发展更加突出了其文化性和商业性，巴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成为杰出的代表，它们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开创大航海时代，改变世界格局，并发现了新大陆，从而奠定了现代世界新格局的一个个划时代事件，让人们认识了巴塞罗那、马德里、里斯本和波尔图，由国王签署的文件和派出的船队从这些城市发出，拉开了把全世界都纳入其中的资本主义殖民的序幕。伦敦、朴茨茅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以及波士顿、纽约、东京和哈瓦那、墨西哥城、新德里、孟买、广州、上海等，在世界舞台上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一座座城市犹如一颗颗珍珠，五彩斑斓的知识和文化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每一座城市，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城市作为文明演进的方式，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和财富。
三、 科技： 人类共同的智慧
文明诞生的第三个标志是冶炼技术的发明。冶炼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无需证明的，而且影响至今。但我们无意在此单论这项傲人的技术，而是更愿意把它看成是科学技术的象征。从冶炼技术开始简要回看一下人类是如何共创、共享早已融入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的。认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揭示和传播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都占统治地位，虽遭受批判，至今仍大有市场。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当学术研究正在逐步揭示亚洲文明的贡献时，也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试图通过不恰当地提高希腊人的角色以维持欧洲的独特性。他们宣称，自始以来，不仅现代科学，甚至科学本身也是欧洲的特色，而且仅仅是欧洲的特色。”甚至像爱因斯坦这样犹太裔的大科学家，也具有同样忽视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对科学技术贡献的倾向。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字是数学的基础。人类至今共同享用的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最早是由印度人发明的，然后传遍全世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之所以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是因为它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欧洲人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同样构成数学基础的十进制、六十进制、圆及圆周率等代数和几何学，都起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就连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也是巴比伦人首先发现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巴比伦数学泥板中最著名的普林顿第322号泥板，科学史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发明之一”，“它也确实作为数学史上的里程碑而名垂史册”；最早的天文学观测和至今人们仍然一刻也离不开的星期、日历（太阴历和太阳历）等，也同样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拥有最早的医学处方和卫生预防学知识，他们是最早的外科手术专家。早在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化学家就发明了蒸馏和萃取技术，他们还是最早的玻璃制造者；苏美尔人还最早发明了轮子，从此轮子便推动人类文明永无休止地运转至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必须看到和承认还有另外的事实，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另外三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它们同样昭示着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共创与共享。
其一，现代科学不是欧洲人的专利。现代的科学与技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类长期发现和发明积累的结果，东方社会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影响与贡献，要么被无视，要么被低估。权威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研究表明，“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性的地位”；“在公元后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传给了欧洲极为丰富的发现和发明，而西方在接受这些发现和发明时往往并不清楚它们源于何地”；“这些发明对文艺复兴时期新生的现代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在整个18世纪一直持续着。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进入了现代的开端，那时科学已经成为中国和所有其他文化共同参与的一种全球性事业”。关于印刷术、火药和磁石的重要意义，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在不知道它们是中国人发明的情况下，曾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第一种在文献方面，第二种在战争方面，第三种在航海方面。由此又引出了无数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
其二，就算是欧洲或西方，也是由很多民族构成的，各个不同民族都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波兰人哥白尼、意大利人伽利略和达芬奇、德国人开普勒、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人笛卡尔等等，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们彰显了不同民族共同参与现代科学与技术推动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一直到当下，都被全人类所共享。
其三，现代许多著名科学家，其成就虽然归于西方的名下，但其民族属性却是非西方的，包括20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杨振宁等。关于人类各民族共创、共享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历史实践，还是用李约瑟先生的话来概括比较好。李约瑟说：“虽然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并且只起源于欧洲，但它建立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欧洲的。”他还说：“每一个民族都带着自己贡献的思想、发现和发明融入现代世界，某些民族的贡献也许比另一些民族更多一些，但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并且愿意参与应用数学的普遍对话，同时大部分民族仍然忠于自己的语言和哲学遗产，所有其他民族都可以从这些遗产中学到很多东西。”作为一名欧洲人，李约瑟以科学、公正和诚恳的态度对自己的欧洲同胞说：“让我们以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而且只诞生于欧洲这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为荣，但不要藉此而要求一种永久的专利。”
知识与文化通过文字创造，通过文字传播，通过文字共享，通过文字共荣。在创造、传播、共享和共荣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阅读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方式。知识与文化，通过出版与阅读，让人类实现了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历史学博士，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长期致力于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研究，观察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出版《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和《出版是什么》等专著、译著十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
责编：夏夏、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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