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8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要求，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全球经济从“新平庸”走向“缓慢复苏”，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先行指标大部分走稳趋好，表明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世界经济从分化走向同步复苏趋势更加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看，制造业趋于活跃、金融市场走强、就业和通胀形势总体较好等积极因素有望延续，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向2.0%—2.5%的增长区间靠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看，贸易回暖、市场投资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等有利因素可望继续保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4.0%—4.5%的增长区间收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稳步上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较2017年更有起色，外需带动出口增长加快，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前两年有利的外部环境。
国内供需形成“再均衡”态势，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我国经济连续下行6年,但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从供给面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趋协调，工业在去产能后趋向稳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比重稳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预计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5%和7.8%左右。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增长更趋均衡，投资增速下调基本到位，消费升级势头不改，出口延续回暖态势，三大需求增速趋向同步。2017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10.2%和8.0%，与2016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1.1个百分点、回落0.6个百分点和加快15.5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8.0%、10.2%、7.0%
市场继续呈现温和景气的稳定性现象。价格总水平将温和可控，农产品供应充足为价格基本稳定创造了条件，工业品和服务领域新涨价因素不多，重要大宗商品终端需求相对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弱。2017年1—11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分别上涨6.4%和1.5%，较2016年同期分别提高8.4个百分点和回落0.5个百分点，结束持续多年“胀缩并存”的局面。预计2018年通胀水平（CPI）可能略高于2017年，不会出现明显上扬。市场在经历近两年一定程度波动后回归理性，五大市场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车市产销回归稳定增长格局，楼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支撑较好，股市已现“慢牛”迹象，债市延续波澜不惊，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基础较为牢固。我国经济巨大的潜力和韧性辅之以良好的市场和价格环境，为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势头提供了基本保障。
宏观政策取向松紧适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得以保障。2018年仍然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不会变。从货币政策看，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时代基本结束，我国货币政策也将逐渐转向总体趋紧，但也会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合理流动性。从财政政策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仍是政策重点，依然会在补短板、降成本方面做文章。近年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已超万亿元，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环保和公共设施等短板领域投资得到明显加强。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制度供给和改革的协调性、配套性，以提效推动供给体系“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并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在结构优化中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新旧动能同步发力为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预计2018年我国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制约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效益偏低
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6%左右，远低于金融部门15%以上的平均利润率，且部分行业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实体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回升，但近5年利润增速均未达到2011年水平。在内外双重挤压下，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二）投资效率趋降
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77.3%，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投资边际效率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形成总额从2.21上升到6.11，10年间我国创造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提高了约2.8倍。这种高投资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双重约束。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主要表现为，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长期被边缘化。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75%以上，但获得的信贷投放比重长期低于20%。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从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不到20%，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集中，两项合计占比高达30%以上，另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四）政策紧缩效应可能带来经济波动
各地都加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上货币紧缩趋势和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治理金融乱象更趋严格，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加大，金融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产业链总体配套性和协同性下降。共振效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社会预期发生改变，甚至引发部分领域的恐慌情绪。
（五）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足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长期并存，下岗人员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需要，传统行业中低端岗位减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结构性错配，就业“量”与“质”不匹配。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脱贫稳定性不够，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地区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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