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约事件与总统赦免权

阿帕约事件与总统赦免权

文/卢迪·泰特尔

纽约法学院比较法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著有《人类共同法》一书

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前警长乔·阿帕约因为公然违抗联邦法官的命令，拒绝停止以抓捕非法移民为名义对拉美人进行歧视和随意拘留，而被判犯有藐视法庭罪。阿帕约所引发的此类争议并不罕见，但引发激烈争论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对阿帕约的赦免，因为它提出了有关总统赦免权的根本性问题，而赦免权问题从美国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美国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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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美国总统特朗普。 中新社记者 刁海洋 摄

在君主制下，国王可以有权不受限制地赦免公民的罪行。而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美国的开国元勋赋予总统类似的权力，但同时还规定了两条关键的限制因素。其一来源于权力分离原则：赦免不适用于遭受弹劾的情况，而弹劾与否的决定权由国会掌握。另外一种限制来自联邦制：赦免仅限适用于“反美国”或联邦罪行，而对由美国50个州起诉的罪行不适用。

赦免权的授予，反映了美国宪法制定者担心刑法执行的方式可能过于严厉，从而造成过度惩罚。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4篇中所论述的那样，“每个国家的刑法法典都无法避免必要的严厉性，如果没有对不幸过失的赦免机制，司法就会摆出一副过于血腥和残酷的面孔。”

汉密尔顿继续论述，上述赦免权应当由个人负责行使，因为个人“最容易服从于那些可能请求减缓法律严酷性的动机”。但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规定有哪些办法能够阻止行使豁免权的人罔顾正义。

阿帕约在凤凰城司法辖区担任治安官的24年时间里，他所在的部门积极追踪无证移民，且移民关押设施条件恶劣。阿帕约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当事人违反移民法的情况下直接拘留了数千人。在这些案件中，当事人只要长得像拉丁人就足够了。这种行为使阿帕约成为起诉对象，这些诉讼从1993到2015年间耗资1.42亿美元才达成和解。

特朗普和阿帕约是长期盟友。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这两者积极参与了坚称奥巴马出生在美国境外，因此不具备总统任职资格的“出生地质疑派”种族主义运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阿帕约是引发移民辩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同时也是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积极支持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赦免阿帕约似乎纯粹是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样的行为肯定不是温和宽厚的道义之举。毕竟，阿帕约的行为与“不幸过失”很难有什么联系。他陶醉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丝毫没有表现出悔意，也从未表现出对仁慈神圣性的理解。

美国宪法制定者设想了赦免权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有助于结束冲突并与政治敌人和解。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往往在关键时刻，一纸在恰当时机发出的对起义和叛乱分子的赦免书或许有可能恢复联邦的平静局面。”

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下达了对南方联邦的全面赦免，目的是在内战结束后帮助国家重新实现团结。就连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团结，尼克松当时因为水门事件已经辞去了总统职务。

回顾以往赦免权的使用方式，更加凸显了阿帕约事件的反常及其纯粹的反动目的：此次事件就是为了玷污奥巴马，尽可能逆转奥巴马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在实际上颠覆他的价值观。在特朗普手中，这种本来旨在缓解刑事司法“必要严酷性”的宪法权力，正在被一位正式宣誓的官员用来支持残忍的行为。

毫不奇怪的是，鉴于如此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阿帕约的赦免事前并未像多年以来已经形成的惯例那样得到美国司法部的核准。事实上，司法部急于与特朗普的决定划清界限，强调特朗普可以轻易使用(或拒绝使用)豁免权来解决过去的恩怨——豁免权几乎是刑事司法体系中总统有权单方面行使的唯一权力。

可以肯定，特朗普赦免阿帕约并没有不惩罚罪行的法律基础；宪法对赦免权的限制防止了这种状况最终形成。但是，如果特朗普利用赦免权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鉴于联邦调查局很快就要对其亲信与俄罗斯的交易展开调查，这样的状况并非杞人忧天。如果特朗普采取这样的举动，相关机构将依据弹劾条款或其他宪法限制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挑战。

赦免权就像一把装满子弹的枪。在智慧和正直的领导人手中，它能够加强法治；但在不稳定、睚眦必报的自恋狂手中，它也可能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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