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西宁6月10日消息（记者葛修远 车丽）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有一种人：他们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
记者：您的身份既是医生又是科学家，这两个角色您更喜欢哪一个？
格日力：两个都喜欢，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日常的工作中，成就和枯燥这两种感觉哪个更多一些？
格日力：成就最重要，枯燥是有枯燥，但是枯燥当中有成就，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成就，有了成就很高兴。
记者：您觉得在青海这样欠发达地区，怎么样吸引高层次的人才？
格日力：第一、政府的投入要加大；第二、要大力宣传这边的特色；第三、要创造很好的平台，比如实验室。
走进青海大学高原医学研究中心五楼，格日力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摞摞学术研究资料外，最醒目的就是办公桌上摆放着的听诊器和血压计。明明是科研机构，却随时可见推门来找他看病的农牧区老乡，“只要是牧区来的随时到我们这儿来，就坐在我的办公室看病，每天好多人都从牧区来看病，而且我们在一楼都有实验室，专门做心脏彩超、B超等，我给他们免费检查，给他们提供方便。”
格日力专注研究高原医学已经近40年。他带领研究团队通过大量临床研究，改变了国际高原病专家对高原肺水肿的抢救原则，以符合青藏高原实际的方式施救，大大降低了病死率，“这个人是否有慢性高原病，原来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不知道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这个意义非常大。而且我们在青藏铁路的修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程，在慢性高原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是不是这种疾病。”
2010年5月14日，美国《科学》杂志发布报告，还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格日力和同事首次发现藏族人群两种基因不同于低海拔人群，由此得出是基因差异使藏族人具有特殊高原适应性的结论。这一问题曾被喻为国际高原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已耗去至少三代科学家的心血，“我们发现两个新基因，有这两个基因以后，藏族人他不会很快的发生慢性高原病，比如红细胞增多就是这两个基因，而汉族人就缺乏这种基因，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找到新的基因的。”
研究固然重要，但在格日力心中，为高原百姓解忧更是毕生所求。令他始终难以释怀的，是当年在牧区做“赤脚医生”时的一次失败，“我记得有一次就在草原上，那个地方海拔挺高，大概三千多米的地方一个小孩病了，发烧，我怎么给她用药烧也退不了。最后没办法我们骑着马连夜送到乡镇卫生院，他们看了以后这个孩子是肺炎。这个例子对我影响特别深，你要给老百姓真正的解除痛苦，还得要很好去学习。只有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知识。”
有了惨痛的教训，格日力下定决心要走出草原、用知识丰富自己。1972年，他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录取，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但作为全班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他首先被语言关难住了，“当时老师讲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板书，汉族学生把那些全部记下来，我不会记。下课以后，他们把他们的笔记本给我，而且一个一个给我讲。从那儿以后，对汉族同学特别特别有感情，没有他们的话我完不成学业。”
1993年，格日力走出国门，开始了长达8年的海外留学生活。但当他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却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青海，“我回到青海、回到医学院的时候吃惊了，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小的办公室，有一个办公桌，而且办公桌也是坏的，抽屉一拉就掉下来，连电脑都没买，还有一个沙发，看到这个以后我爱人就哭了。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想把工作干出来。”
为获得精确的实验数据，格日力带着学生，跟随登山队员攀登海拔6178米的昆仑山玉珠峰。为采集不同海拔高度的血样，54岁的他在温度零下的雪域伸出胳膊，让学生先抽自己的血，“搞科学研究应该有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首先你自己要做，你不能在实验室做高原医学，你得到现场去，高海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自己要有体会，你没有体会怎么来科学研究。”
“格日力”在蒙古语中意为光辉、光芒。从“赤脚医生”到医学博士，从放羊娃到创建我国唯一的高原医学重点实验室，无论多忙，格日力都恪守着多年来和牧民兄弟们的“约定”，每年抽出几个月到牧区义诊，“我是从牧区出来的，从草原出来的，回到草原那是多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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