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10月18日，备受舆论关注的冯志明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
在官方通报中，冯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但在公共舆论场上，他作为“呼格案”专案组组长的身份被更多强调。虽然在冯所获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四罪中，无一与“呼格案”有关，但人们仍愿意相信冯的落马和获刑是“善恶终有报”的结果。
这一体现了朴素正义的逻辑背后，照见的是现实与法治的距离：假设不是“呼格案”曝光，冯志明的受贿、贪污等犯罪会不会被掩藏？而反过来，假设冯志明没有受贿、贪污等行为，对“呼格案”的究责是否就无法触及冯分毫？
如果这是一场对警察的考试，也许绝大多数警察都会回答：应该追究。可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答案会否成为所有警察的行动指南？就在冯案宣判的同一天，媒体浓墨重彩披露公安部5个大招规范民警执法，其中就有“考试不过不能办案”。
会做题当然是必须的，但从会做对题，到会按正确答案去执行，还隔着好多个“呼格案”。
如果我们从上至下强调“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那么就有必要对由来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办案思路进行反思。
我们其实并不缺正确答案。几天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而同一时间，《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出台，包括已多次被重申的“建立多项工作机制，严防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
这些都是标准答案，我们已然不缺标准答案。问题是，当某些公安司法人员不按标准答案执法、司法时，怎么办？
最近有一篇报道称，“张献忠沉银遭家族式盗掘，文物贩零口供或重罚”。报道援引了一名承办该案的警官对记者的话：虽然是“零口供”,但并不影响证据链的完整性。只要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还试图隐瞒犯罪事实的,也将依法受到法律制裁,或加重处罚。
一面是从上至下强调“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就意味着，哪怕嫌疑人“零口供”，也不能因此“加重处罚”，因为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控方。看来，由来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在起作用，“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理念还没有深入部分基层民警的内心。
保障严格依法的，除了让“标准答案”广为人知之外，关键还在权责相匹配的责任机制。光让一线执法人员知道“标准答案”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真切地知道，不按标准答案执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法律责任，不该是“冯志明案”式的“事发于东，获罪于西”，连带发现的犯罪都应追究，但冤案责任不能神隐于其他犯罪之后。有效追责，才是对司法公正的真正大考。答对了这道题，公安司法人员知晓了标准答案，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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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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